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教思想史”（多卷本）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礼学在儒家经学思想体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汉宋礼学发展史上，郑玄与朱熹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传统。郑玄作为汉代传经之儒的代表，以其对经典文献的注疏与诠释奠定了礼学研究的根基；朱熹作为宋代传道之儒的集大成者，则通过构建理学体系，将礼学纳入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的框架之中。至明代，二者的学术地位发生显著变化。明弘治元年（1488）至明嘉靖九年（1530）间，朱熹礼学通过孔庙改制得到官方推崇，地位日益巩固；而郑玄则从国家祀典中被移出，影响力式微。与此同时，明代中期心学兴起，湛若水与王阳明在继承朱熹礼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礼乐修习对身心调治的重要性，致力于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儒家理想。
“夫经也，径也”：
湛若水对经的定位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广州府增城县人。明弘治五年（1492），湛若水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后赴新会县拜名儒陈献章为师，成为白沙学说的传人，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儒学的发展。湛若水从心学的立场出发，对儒家六经进行了定位。他认为儒家诸般经典，皆为心之注脚，《易》注心之“时”，《书》注心之“中”，《诗》注心之“性情”，《春秋》注心之“是非”，《礼》注心之“序”，《乐》注心之“和”。这一观点看似有降低经典地位之嫌，其实不然。湛若水将“经”训为“径”，即把儒家经典文本当作学者迈向圣贤之域的重要门径，“所由以入圣人之径也”。作为通圣之径的六经具有“警觉”心体的效用。他以“梦者”“醉者”设喻，认为人在未醒或昏迷时，不仅需要被唤醒者本身具备能够觉醒的能力，同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唤醒力量；内部的觉醒能力为人之本心，外部的唤醒力量则为儒家经典。湛若水批评两种对待经典的观点：一种是认为本然之心无需六经相辅，此为“不呼而觉”，即使孔子也难以做到；一种是忘却心体，徒然诵读六经，此为“醉而丧志”，是孔子所不为的，同样不可取。可见，湛若水“心”“经”兼顾，主张心学与六经并重。
湛若水的经典观与同时期的王阳明有所不同。王阳明认为明道具有优先性，主张“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天理生乎人心良知之中，即便儒家经典亦不过为心之载录，人应向内求取，不可执着于“文义之末”，究其根源，当在本心。王阳明将心比作家中的产业和库藏，经典只不过是记录和描述这些事物的账目或清单。读书解经并非探求道理的必经之路，更重要的是“解心”与“致良知”。王阳明曾言：“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王阳明主张学者从艰深隐奥的经学文本中寻求明白简实的正人心之道。
王阳明与湛若水对儒家经典的不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对礼学经典所倾注的心力。王阳明曾著《五经臆说》，其中含《礼》六卷，但成书后却将其烧毁，仅存残篇断简；后又作《礼记纂言序》，但仅阐述大旨，充分体现了王阳明“致良知”“求易简”的经学路径。而湛若水生前著作颇丰，但流传于世的仅有《二礼经传测》一书。此书编纂时间起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成于明嘉靖四年（1525），历时9年。此后，湛若水心怀弘道之志，将此书敬献给明世宗，以求“梓行天下”。他在《二礼经传测》一书中解释礼之字句文义、阐发礼之义理精髓，在解经方法与礼学体系上皆有所突破和创新。
“以测解经”：
湛若水的解经方法
在《二礼经传测》中，无论是作为礼之经的《曲礼》《仪礼》，还是作为礼之传的《礼记》，湛若水皆以“测”解之。那么，何谓“测”？湛若水在《二礼经传测》中解释道：“测也者，测也，近取诸心，远取诸文，会而测之，知圣人之精意如此乎，如彼乎。故测之抑变化不测乎，故曰测。”“测”有推测、探究之义，其具体方式有二。第一，“近取诸心”，即从内心出发，不可强行探求或用力索取，测者应寻求与古代圣贤之心自然契合；第二，“远取诸文”，即通过广泛阅读、学习古代文献或文化知识，从中获取信息与灵感，进而进行推测。因此，湛若水博采汉唐、宋明以来的礼学注疏，积极吸收郑玄、孔颖达、张载、朱熹、吴澄等先儒之说，在变化莫测的意义世界中推定并断以己意。湛若水认为，唯有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方能渐次推测出礼经中的圣人精义。可见，湛若水的“以测解经”，一方面强调心对礼经文献背后圣人精神的体认与契合，以防学者陷入寻章摘句的枯槁之境；另一方面又不肯轻易否弃先儒的解经注疏，从而避免测者将一己之心凌驾于经文之上。同时，他还强调，虽然“以测解经”可体悟圣人之义，但由于圣人思想深奥高远，后人未必能全部测得，其中存在变化与未知。因此，“测”还代表着对经文诠释独断的拒斥，从而使儒家经典的诠释空间永恒敞开，生生不息。
湛若水亦将此解经方法应用于其他儒家经典，并撰有《古易训测》《大学古本训测》《中庸测》等多部著作。他在《大学古本训测》中提到，曾有门人问及为何要作《测》以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传，湛若水的回答是：“《传》解其词，《测》明其义，以翼乎《传》，以发挥夫圣人之训，是亦不得已也已。”在他看来，朱熹作传解释了“四书”字词，而他作“测”更为彰明“四书”义理，是对“圣人之训”的揭示。他“以测辅传”，实有进一步推展深化朱学之意。令人遗憾的是，湛若水的测类著作均已失传。晚明时期，以“测”为名的著作频繁出现，这可以视为湛若水解经方式的余波和回响。
“夫礼，二而已矣”：
湛若水的“二礼”学体系
《仪礼》《周礼》《礼记》三部儒家经典，通常被称为“三礼”。“三礼”之名，始于马融而成于郑玄。《仪礼》论仪节，《周礼》言制度，《礼记》阐礼义，三书各有其指。汉代以降，历代儒者对“三礼”的重要性认识，偏重不同，争讼不已。
湛若水不认同郑玄构建的“三礼”之学，他通过对《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重新诠释，以《仪礼》对释“经礼”，将《曲礼》视作“曲礼”，并吸收《三礼考注》重视《曲礼》的礼学特色，同尊《曲礼》《仪礼》为礼经；同时又继承朱熹以来的“经传”观念，以礼经统合礼传，从而建构出独具特色的“二礼”学体系。关于《曲礼》《仪礼》两部礼书排列的先后顺序，湛若水以《曲礼》为先，《仪礼》在后。理由有二：从外在礼文看，《曲礼》深备威仪之细，而《仪礼》深具礼仪之大；就内在礼义与历史发生而言，《曲礼》彰显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它们是礼之精义，也是圣人构建人间秩序的起点与基石。人在五伦关系的相互交接中，“始有冠昏、丧祭、朝觐、聘享、乡射之礼生”，展开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以成《仪礼》之规模内容。故《曲礼》为上经，《仪礼》为下经。在湛若水看来，《曲礼》并不完整，因此又择《礼记·少仪》篇补之，以充威仪之具，而《礼记》余下诸篇，则不可为经，只能为传，以发升降揖让节文之义。湛若水在明《曲礼》《仪礼》为礼之经、《礼记》为礼之传的基本立场后，又将礼学经典文本细分为“曲礼正经”“仪礼正经”“仪礼补逸经”“仪礼正传”“二礼杂传”“二礼通传”“仪礼逸经传”，以成《二礼经传测》一书。
至于《周礼》一书的性质，朱熹时即有异议。朱熹认为《周礼》一书，主言官制，不可似郑玄般将三百官名强行作“礼”看待，因为“礼”仅为《周礼》一书的部分内容。他借由此论将《仪礼》提升至“三礼”中心地位，但并未因此否定《周礼》作为礼学经典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依然将其视为“三礼”文献之一。相较于朱熹，湛若水走得更远，他认为《周礼》当属官制之书，不在礼学经典文献之列，“云三礼者，汉儒之陋也。观《周官》皆治天下之制，明白如大明官制，何得并列三礼？自汉至今误矣”。甚至《周礼》所设六官皆脱胎于《曲礼》，《曲礼》为纲，《周礼》为目，两书之间存在一定继承关系。湛若水对礼学经典体系的重新塑造，受到宋明重《礼记》之学的影响，表现出创新性的解释。
湛若水礼经学的意义与影响
在汉宋礼学史上，湛若水的“二礼”体系抛却了郑玄、朱熹重视《仪礼》为礼之本经的重要论断，将《曲礼》优先于《仪礼》，对传统礼学纲目进行了重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二礼经传测》评价不高，认为其“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就礼文、制度的诠解而言，湛若水的确不及清儒精深，存在训诂考证上的不足，这也是明儒治经的普遍问题。然而，湛若水对礼学经典文本的阐释，展现了他在礼学建构中的独特与创新之处。时至今日，我们应当立足于明代特有的思想背景，以礼学发展史为视野，重新审视其学说，彰显甘泉礼经之学的价值与意义。
湛若水在注重“以测解经”诠释经典义理的同时，也未忽视对经文文义的注解。与清儒重视儒家经典的原始义不同，明儒更加强调思想的主体性。在阳明心学中，六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而甘泉心学则肯定了六经的重要作用。湛若水所撰的《二礼经传测》《古乐经传全书》《春秋正传》《书问》《厘正诗小序》等著作，涵盖了儒家六经典籍，这实际上体现了明代心学内部的差异性。湛若水“以测解经”的诠释方式，展现了他作为心学家强调义理、开悟本心的为学进路，但他并未完全摒弃训诂章句。在《二礼经传测》中，他并未忽略音读、字词、名物等细节，显示出他试图统合经说正确性与思想自由性的努力。他在尊德性的同时，也重视道问学，表现出融合朱陆之学的特点。
湛若水对《曲礼》地位的提升，标志着他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深化与日常规范仪节的细化。在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儒者看来，《曲礼》并不具有独立的礼学地位，通常从属于《礼记》。虽然《三礼考注》《三礼纂注》两书有抬升《曲礼》的倾向，但并未彻底完成这一转变。直到湛若水，才真正开启了提升《曲礼》地位的大门。他将《曲礼》视为经典，这实际上是对朱熹以《仪礼》为本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与推进。《仪礼》十七篇所载多为人生重大礼仪，而《曲礼》则更多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威仪言动、出入起居之礼，是能够真正落实到广大庶民群体的礼仪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湛若水不仅将《曲礼》提升为礼学经典，还将其具体内容融入《小学》文本中。他的《古文小学》一书九卷二册，其中约六成以上篇目选自《二礼经传测》中的《曲礼》及《曲礼》杂传。这一做法展现了湛若水试图会通《曲礼》与《小学》的努力，使礼学经典的规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切实融入童子的行为举止，发挥礼仪的教化作用。
湛若水的“二礼”学体系，对柯尚迁、李经纶、邓元锡等学者的礼学观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形成了明代后期改造传统“三礼”体系的思想新风。这些学者在认同湛若水将《曲礼》视为经典的同时，往往也保留了《仪礼》《周礼》的礼学经典地位，将“三《礼》”改造为“三礼”。所谓三《礼》，原本只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学典籍的合称，而“三礼”则成为一种概念化的礼学框架，其中《曲礼》《仪礼》《周礼》分别对应日用伦常之礼、重大仪节之礼、国家制度之礼。这不仅展现了明儒自觉构建礼学经典体系的意识，也体现了《大学》“修齐治平”为学次第在礼学经典体系中的落实，彰显了明代学者对儒家传统礼学经典体系的强大整合与设计能力。
清人以训诂、考证为标准评价明儒礼学，认为“明代礼学几成绝学”，价值不高。然而，从中国哲学史和经学史的角度来看，明儒在诠释儒家经典时自有其时代特征。湛若水对礼学经典的诠释与改造，呈现出心学与理学并重的特色，这对于理解明代礼学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