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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土文献与《诗》本早期书写及经典化研究”负责人、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教授
《诗》是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源头经典。近年来，大量《诗》学文献出土，为研究早期《诗》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并在“孔子删诗”等传统《诗经》学论题之外，催生了一些全新的《诗经》学话题，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诗》本早期书写及其经典化问题。早期《诗》篇是怎么创制的？《诗》本是如何形成的？《诗》有何用？又如何用？《诗》本经历了怎样的经典化之旅？出土《诗》类文献呈现了早期《诗》本丰富多彩的文本图景，为学界研究《诗》的早期书写及经典价值内涵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诗》篇的创作与流传
依据传统《诗经》学史的观点，《诗经》中的诗篇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传承旧篇，如正考父校《商颂》之类。二是列士献诗，虽然大多数的“列士”之名被淹没于历史长河而不为人知，但仍有少数的“诗人”被历史记载下来，如周公、芮良夫、卫武公等。有的作者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记，如寺人孟子、家父等。三是遒人采诗，并将采集来的诗献于大师，以供天子观风俗盛衰之用。不管诗是由何人创制，有一点不容置疑，即《诗》是音乐文本，其创制及其四言构型都和周代以“乐悬”为主体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每一首诗都和特定的历史事件相关，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创作，尤其是那些有“作者”的诗。这样的观点从古到今几乎没有受到质疑，所以人们才会认真地思考孔子究竟是如何把三千首诗删减到三百首的。然而，近些年出土的《诗》类文献正在对这一看法形成冲击，因为考古发现了形态各异的《诗》写本，如《唐风·蟋蟀》就分别见于安大楚简、王家嘴楚简和阜阳汉简等。这些诗的写本和今本《毛诗》相比较，文字差别较大，但异文的字音大多相同或相近。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诗是基于套语和主题即兴创作的，甚至是利用“公共素材库”随意拼合出来的，诗的文字、篇章以及章次都可以随意变动。这样的观点会淡化、消解诗篇与《诗》本的稳定性，削弱《诗》的现实意义与恒久价值，使之成为文字游戏或无意义的字词堆砌与随意拼合，最终也会导致《诗》经典价值的衰落与丧失。所以，尽管有许多学者声称这种理论对早期中国经典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其实与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生成的真实情态相去甚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诗》是制度文学，规范性很强，不仅涉及“乐悬”等雅乐制度，还涉及大师“审诗商”等其他周代乐官制度，这些都决定了《诗》的创制不可能随意。而基于口传诗学理论的“公共素材库”或“模块理论”用于解释民间性文本创制或许是有效的，用来解释《诗》这样的制度性文本显然并不合适。
《诗》本的编撰与定型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经删诗，今本《诗经》便是孔子删诗的结果。学界对传统《诗经》学术中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新近出土的《诗》类文献则让相关讨论更加激烈。
目前出土的早期《诗经》写本，已经公布的有安大《诗》简，包括今本《诗经》中的六种《风》诗。其文本编排方式，乃至《风》诗类名，都与今本《诗经》存在差异。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和季札所见乐本不同，也和今本《诗经》不同，是一种新编《诗》本。但综合写本状况并结合墓葬文化语境来看，我们认为，安大《诗》简未必是实用型文本，更可能是出于丧葬目的而专门制作的明器性质文本。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推断丝毫不会减损安大《诗》简的价值，因为它所参考的底本一定是通行的《诗》本。安大《诗》简中的《周南》《召南》和今本《诗经》几乎没有差别，而且安大《诗》简每一种《风》诗的尾简都会记载篇数和首篇篇名。其中有些信息不准确，如“《魏》九”，实则是10篇，这恰恰说明安大《诗》简大概是依据了某种底本，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传抄错误。
上博简《孔子诗论》虽主于论《诗》，同时也透露了一些文本信息。比如《风》《小雅》《大雅》《颂》这种分类编排及其顺序，讨论的近60首诗皆见于今本《诗经》，这说明孔门使用的《诗》本与今本《诗经》已经高度接近。除此以外，还有即将公布的王家嘴《诗》简、夏家台《诗》简。夏家台《诗》简只涉及今本《诗经》中的《邶风》，其诗次编排和今本《诗·邶风》异同状况尚不可知。王家嘴《诗》简则涵盖今本《诗经》的十五国风，根据整理者提供的信息，它和今本《诗经》文本差异甚微。王家嘴《诗》简每首诗都有篇题，有分章标识，如“其二”“其三”之类。每首诗还有对整首诗的总结，如“《燕燕》，六言，四章”，和今本《燕燕》完全相同。这说明先秦时期《诗》不仅有写本，而且有基本稳定的文本结构。
秦火之后，《诗》虽还能保持大致稳定的文本结构，但较之先秦《诗》本也有一些变化。根据刘歆、班固等人的叙述，汉儒根据记忆和阐释需要重新编排了《诗》本。当然，我们并不清楚汉代《诗》本的全息图景。以往学者主要依据清人的辑佚成果来研究三家《诗》，但清人辑佚有许多主观臆断之处，学术界对此多有批评。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会利用《毛诗》本推求或替代三家《诗经》本来研究汉代《诗经》学，其论述与论断自然会出现误判。海昏侯墓出土了《毛诗》之外的又一汉代《诗经》全本，为研究汉代《诗经》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海昏侯《诗》本之前，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诗》简，涉及《风》诗和《雅》诗。阜阳《诗》简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诗》本，它不仅有《风》诗名，如“右方郑风”，并记录了每一首诗的字数。尤为关键的是，较之目前发现的先秦《诗》本，阜阳《诗》简包含《雅》诗，这说明阜阳《诗》简可能是全本。相较于阜阳《诗》简，海昏侯墓出土《诗》简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明确的三家《诗》本。值得关注的是，海昏侯《诗》有目录简，记载了海昏侯《诗》简正文的分类、分组以及各组内所含诗篇，每一首诗的分章以及每一章的首句。如此详细的目录简在以往的出土文献中从未见过，其具体功能尚待进一步研究。根据海昏侯《诗》目录简可知，汉代三家《诗经》本篇数和《毛诗》相同，但章数、句数不同。具体而言，二者《颂》《大雅》章数、句数基本相同，三家《风》诗句数多于《毛诗》，而《小雅》句数比《毛诗》少。在篇目的编排方面，三家《诗经》与《毛诗》不同，这将影响到二者对“正雅”诗篇的认定。
就目前出土文献所见《诗》本来看，先秦《诗》本已经定型。而上博简《孔子诗论》表现出对《关雎》等4首诗的重点关注，说明类似“四始”之类的《诗经》学话语已有雏形。进而说明，《诗》本在先秦已经呈现出意义化结构。汉代不同《诗经》学派之间《诗》本虽有差异，但相对于同一性来说，其差异性相对较小。这说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文本源头，经学史关于《诗经》学早期传承的描述基本合乎史实。
《诗》的多维经典意义
文本形态的稳定性是经典化的首要条件。而文本形式与内容的意义开启与解释，才是其能否经典化的根本条件。通常人们研究某一文本的经典化，也多止步于经典，而较少关注文本经典化之后的变化。就《诗》而言，其经典化经历了仪典、语典、学典、“经”典等多维动态过程，因此其意义多元而开放，内涵丰富而深邃。
文献记载，《诗》之初为仪式文本，大司乐教国子与大师教瞽蒙主要都是为了仪式表演。作为仪式表演的口头程式部分，《诗》的仪典功能是固定的。大司乐教国子有乐语之教，即“兴、道、讽、诵、言、语”，这是春秋赋诗兴起的重要原因。春秋赋诗按照“类”的原则取义，丰富了《诗》的意义内涵，《诗》成为语典，并获得“义之府”的美誉。
春秋以后，聘问歌咏制度式微，《诗》道也随之衰落，孟子有“《诗》亡”之叹。孔子及孔门弟子以《诗》为教，拯救了《诗》。孔子正乐删诗，奠定了《诗》文本的基本形态。与此同时，孔子开启了《诗》多维的阐释向度，此即《诗》之“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说《诗》者引譬连类，闻《诗》者感发志意；“可以观”，观人之贤愚不肖，观俗之盛衰厚薄；“可以群”，进德者群居相切磋，为政者和而不同；“可以怨”，进德者怨而不怒，为政者可以《诗》为谏。然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指向亲亲、尊尊，以及为己之学。孔子对《诗》的这种多维阐释，可以取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简帛《五行》等出土文献。如上博简《孔子诗论》“《蓼莪》有孝志”，即“迩之事父”；“《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即“远之事君”；“《关雎》之改”“《螽斯》君子”“《蟋蟀》知难”等，亦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志”是《诗》学阐释最核心的关键词。在出土文献中，有较多关乎“诗言志”的材料，如“蔽志”“诗所以会古今之志”“诗亡隐志”“物与志”。每一种表述都能打开《诗》学阐释的新面向，进一步丰富《诗》的内涵，并助力《诗》的经典化。这其中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尤其值得关注，它既强调身心一体，也强调诗与真情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观风知政”奠定了哲学基础，可以看作浓缩版的《毛诗大序》。
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时，已经赋予了《诗》“准则”意义。到了汉代，《诗》从经典变成了“经”典，成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神圣性经典“卡农”。众所周知，汉代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但其阐释到底如何，仅有《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可供猜想。近出海昏侯《诗》，则提供了更多汉代官方《诗经》学的阐释信息。关于文本结构的经学阐释意义，服虔提到汉代三家《诗》也有“风雅正变”之说，海昏侯《诗》本证实了这一点。海昏侯《诗》训释《墓门》《宾之初筵》都有传，这也印证了《汉书·艺文志》“取《春秋》，采杂说”的说法。海昏侯《诗》本每首诗的尾简都有篇旨解说，如“《桃夭》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说人”。或以为类似“说人”的内容是《诗》序，但是内容太简单，且大量重复，与今本《毛诗序》差异较大，所以能否称《诗》序还需仔细研究。总之，借助海昏侯《诗》本，我们可以判断汉代《诗》虽分四派，其实它们大同小异，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说明它们是同源的，这个共同源头或许就指向孔子删诗。
总之，《诗》是最具人文情怀与精神伦理价值的中华元典，也是至情至性的天下美文。利用最新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简帛类文献，我们得以研究《诗》的早期书写及经典意义构建，借此探索中华文化本根，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