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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丝路精神与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研究”负责人、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中，陶瓷与玻璃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性载体，演绎了一部跨越时空的对话史诗。东方陶瓷以水土之精、火之所凝的温润质地承载“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西方玻璃以光之所透、形之所塑的透明特质演绎理性探索的文明精神。从黑石号沉船的6万余件唐代瓷器，到威尼斯穆拉诺岛传承700余年的玻璃工艺品，这两种器物在丝绸之路上的相遇，不仅是物质的流通，更是文明价值观念的深度交融，为当代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历史镜鉴。
器物文明特质的物质表达
器物从来不仅仅是功能性存在，更是文明认知方式与价值理念的物质显现。陶瓷与玻璃的差异，本质上折射出东西方文明对自然、人生与美的不同理解。
中国陶瓷的发展史，是一部东方文明“天人合一”哲学的实践史。从新石器时代先民在彩陶上勾勒对自然的敬畏，到商周原始青瓷在“以礼治国”语境下成为祭祀重器，再到宋代五大名窑将雅文化推向极致，如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釉色暗合儒家中庸之道，哥窑“金丝铁线”的开片彰显道家刚柔相济的辩证思维。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言“水火既济而土合”，道出了陶瓷制作的本质，即它的原料取自大地，制作需水、火、土三元素的平衡，成品不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在自然窑变中呈现独特韵味。这种顺应自然、中庸包容的哲学智慧贯穿于整个制作过程。龙泉青瓷的釉层莹澈如湖水，具有厚釉透明之感；宋瓷的“冰裂纹”“兔毫纹”等瑕疵，被视为天工造化的独特美学。陶瓷实用与审美合一的特质，正是东方文明“器以载道”的生动注脚，即器物不仅服务于日常生活，更承载着礼制观念、审美理想与哲学思考。
西方玻璃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1291年，威尼斯政府出于防火考虑，更为保护独特工艺，将玻璃熔炉迁至穆拉诺岛。文艺复兴时期，穆拉诺工匠将玻璃工艺推向巅峰，千花玻璃呈现微型花卉马赛克般的复杂图案，格子玻璃在内部嵌入精致纹样，花丝玻璃通过编织玻璃丝线创造复杂图案。工匠们掌握了用矿物和氧化物创造鲜艳色彩的技艺，即钴产生深蓝色，金银颗粒融入玻璃创造闪烁效果。
玻璃制作过程追求极致理性，它的原料需要提纯，过程依赖精确的温度控制与力学原理，成品以透明、均匀、无瑕为标准，彰显征服自然、探索未知的精神。中世纪教堂彩窗玻璃通过阳光折射出斑斓光影，将《圣经》故事化为视觉奇观，传递神性的启示；启蒙运动时期，玻璃的纯净特质与理性之光相呼应，成为打破蒙昧、追求真理的象征。更深刻的是，玻璃的透明性被赋予科学内涵。17世纪，伽利略用自制望远镜观测星空发现木星的卫星；列文虎克以显微镜观察水滴，揭开微生物世界的奥秘。在化学实验室里，烧杯、试管、蒸馏器等玻璃器皿的广泛应用，让实证观察取代经验臆测，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巩义窑白瓷仿波斯铜器造型的贴花钵 作者/供图
陶瓷与玻璃的文明对话
器物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输出或输入，而是在相互欣赏、相互借鉴中实现审美意识的共鸣和文化基因的交融。陶瓷与玻璃在丝绸之路上的相遇，谱写了文明互学互鉴的精彩华章。
唐代“南青北白”的瓷窑体系已形成专业化生产与规模化贸易的雏形。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6万余件唐代瓷器，其中长沙窑的“椰枣纹执壶”将阿拉伯纹饰与中国工艺完美融合，印证了定制化外销的文明互鉴图景。这些瓷器沿着海上丝路抵达波斯、阿拉伯、东非，让东方的生活美学与礼制观念远播异域。元代，景德镇青花瓷更成为全球贸易的硬通货。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甚至提出，瓷器营销各地数量之巨、覆盖范围之广，证明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登场了。
明末到清中期，景德镇已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要产地，其生产的瓷器大规模销往欧美市场，逐渐成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商品。有学者估计，明末到清中期由欧美公司组织运输和销售的中国瓷器应有3亿件之多。这种全球性的物质流动，在茶具、餐具的日常使用中，将“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核传递到世界各地。
考古发现，玻璃的东传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元素。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玻璃珠，便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珍宝，其“镶嵌玻璃”工艺与中原玉器琢磨技术相结合，成为贵族佩戴的特色配饰。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伊斯兰玻璃器与越窑秘色瓷同处一龛，展现了两种文明在精英文化中的和谐共存。这些玻璃器皿以其独特的材质美感，丰富了时人的审美体验。技术层面，正如安家瑶在《玻璃器史话》中所言，中国玻璃的起源，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传播说的证据更充足一些。同时，牛津大学资深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认为，中国陶瓷器的大量进口，直接影响了当地同行业的设计及工艺风格。这表明，文明互鉴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技艺的互鉴与审美的交融充分彰显。欧洲工匠为仿制中国瓷器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甚至出现了用乳白玻璃模仿瓷釉的“玻璃瓷器”。直到德国迈森瓷厂破解秘方，欧洲才正式开启了瓷器生产的时代。最终，物质交流形塑了影响深远的文明对话。高扬的风帆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将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西方玻璃所承载的理性精神、科学探索价值观，通过光学仪器、实验器皿的传播，推动了不同文明对真理与知识的共同追求。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促进了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丝绸之路上的器物交流远超商品贸易，成为承载知识、思想与审美的动态文化场域，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识的相通性，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推动了承载着知识、思想、信仰与审美体验的文化对话。
战国蜻蜓眼（其材质早期源于西亚钠钙玻璃，后实现工艺本土化），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作者/供图
丝路陶瓷与玻璃的文明动力启示
陶瓷与玻璃的互鉴史，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为今天推动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宝贵启示。
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丝绸之路上的器物交流本质上是一次全球化实践。唐瓷外销得益于开放政策，也反向促进了技术革新。景德镇的崛起、威尼斯玻璃工艺的复兴，无不印证了开放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甚至曾写信给赴华传教士，要求他们记录中国的各项技术信息，并认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期望进行学术交流，展现了文明互鉴的内在驱动力。
创新融合是文明保持活力的核心机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创造性转化。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认为，中国人如能对西方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成就。欧洲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基础上最终发展出带有自身文化风格的本土产业。在中国，景德镇工匠引进欧洲珐琅颜料，创烧出闻名于世的“粉彩瓷”，正如蓝浦（清）在《景德镇陶录》中所言，广彩瓷独具欧洲风格，为欧洲人所喜爱。东西方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及这种立足自身传统、吸收外来元素再创造的能力，是文明焕发新生的关键。
丝路遗存正在修正我们对文明交流的传统认知，推动文明交流研究从“中心—边缘”的单向传播论向“双向共生”的平等对话范式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考古实证打破了刻板印象，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中本地玻璃器与中国瓷器碎片的共存，中东地区陶瓷、玻璃共存遗址的发现，伊朗阿尔德比勒珍宝馆中青瓷与波斯玻璃器的共同陈列，都实证了物质文化的双向流动与平等地位。元青花大盘“中东原料、中国工艺、蒙古市场”的产业模式，更是雄辩地证明了文明交流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然演进。
技艺与物质的交流最终触及精神层面的共鸣。中国陶瓷“开片”的“残缺美”哲思，与当代玻璃艺术追求的透明性形成了跨时空呼应。玻璃的纯净透明象征着开放、坦诚与协作，这在汉代出土的玻璃杯上已有体现。如今，当代艺术家借鉴这段历史，开发出呈现冰裂纹理的釉彩玻璃文创产品，既保留玻璃的现代透明性，又赋予其东方美学的时间质感，诠释了“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范式。
陶瓷与玻璃的相遇是文明对话的生动注脚。今天，在全球文明倡议的引领下，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唯有以开放之心拥抱差异、以对话之力凝聚共识，才能让陶瓷的温润与玻璃的透明在互鉴中交织成照亮未来的文明之光，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