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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负责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家坡铜器窑藏出土孟簋 作者/供图
西周都邑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区域，其社会结构是西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诸多不同层面综合而成的架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手工业生产是与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相关联的。综合利用目前所见的考古学资料，包括墓葬、青铜器窖藏、青铜器铭文、建筑遗存、手工业遗存、车马坑、马坑等各类遗存，考察西周都邑的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社会生产和分工、基层社会组织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历史及考古学界对西周社会结构的认识。
西周都邑族群构成上的两系归一
综合西周都邑墓葬和青铜器铭文两类材料，可大致勾勒出西周都邑的族群构成总体情况：主体人群均分为两类，一类是周人（或称周系人群），一类是殷遗民（或称商系人群）。丰京地区除了周人和殷遗民以外，还有少量羌人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人群。
西周都邑周人墓地和殷遗民墓地在空间分布形式上呈现出共同的规律：单纯的周人墓地和以周人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远远少于单纯的殷遗民墓地。以周人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虽然少，但规模相对较大，分布集中，如黄堆墓地最新勘定的范围达28万平方米。殷遗民墓地数量虽多，但分布较为分散，墓地规模相对较小。周人和殷遗民墓地在空间分布形式上存在差异。以周人为主体的墓地中，殷遗民墓葬年代都为西周中晚期，如黄堆墓地B区、姚家墓地南区、张家坡村西1967年发掘西区、张家坡村西发掘区北区。与之相关联，在单纯的周人墓地中，如贺家墓地，墓葬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多数单纯的殷遗民墓地年代也相对较早。说明西周早期周人和殷遗民墓地相互独立，西周晚期殷遗民与周人共同埋葬于同一墓地，墓地形式的变化，反映出殷遗民与周人的融合过程。
西周都邑的商系墓葬特征在西周时期发生过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墓葬特征又恰恰都是殷遗民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方面。与此同时，能够辨识出来的高等级殷遗民墓葬数量相应减少，这一现象应该与殷遗民贵族习俗的转变有关。在与西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首先发生融合转变的可能是殷遗民中的上层贵族，他们接受了周人的器用制度、车马埋葬形式、殉葬习俗等。西周都邑地区西周晚期的殷遗民墓葬等级呈现降低的现象，说明此时保留殷遗民习俗的主要是下层民众，在“礼不下庶人”的历史背景下，平民阶层埋葬习俗上对旧有传统坚守得反而更长久，在墓葬中仍延续着挖建腰坑、俯身葬、墓向东西向、随葬陶簋、陶豆等代代相传的习俗。
西周都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西周都邑地区发现的墓葬、车马坑和马坑、建筑遗存、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材料证明，西周都邑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层。西周都邑地区主体人群分为周系人群和商系人群，不同族群在身份层级以及彰显身份层级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从动态发展上看，西周都邑地区的阶层流动和重组现象已经发生，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周人和殷遗民墓葬等级整体上存在消长变化，殷遗民墓葬等级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二是殷遗民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特征逐渐减少或消失不见，如挖建腰坑、殉人和殉牲、东西向墓葬、俯身葬等标识殷遗民身份的习俗，都是在西周早期数量最多，其后经历了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不见的过程。丰镐地区西周晚期的殷遗民墓葬中，不再随葬青铜酒器，铭文中的族徽和日名到西周晚期已不见。三是车马埋葬形式发生变化，西周中晚期殷遗民墓地中很少见有西周早期习用的原始系驾形式的车马坑，也极少见周人习用的马坑。四是同一区域居住和使用人群发生过转变，如张家坡村东和马王村一带西周晚期的窖藏主人为周系人群，担任王朝臣属，而这一带的西周早中期的墓地族属却为殷遗民，暗示区域内人群主体的变化。同样的现象亦见于周原遗址贺家西北一带，贺家墓地均不见腰坑、殉牲，年代集中在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一般认为是单纯的周人墓地。而贺家北一带近年发掘的墓葬常见腰坑、殉狗，墓葬年代在西周晚期，表明该区域在西周晚期已经变成殷遗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土地所有权变更现象反映出不同家族政治、经济实力存在消长变化。五是同一家族不同代别的人物在不同时期担任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同，如裘卫家族的变迁，最早的裘卫身份为掌管皮裘生产的司裘，到旅伯时成为邑人膳夫，与姬姓大贵族通婚，门第显赫。西周都邑地区考古材料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诸多变化，表明西周都邑不仅存在层级分明的社会分层，而且阶层流动与重组现象已经发生，其间既有殷遗贵族习俗的转变，又有周系中小贵族的崛起，也伴随着不同家族间土地及人口等方面实力的消长变迁。
西周都邑社会生产的专业化与分工
根据西周都邑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结合三个地区手工业作坊址的发现，可大致勾勒出西周都邑社会生产的面貌。作为西周时期政治中心的丰镐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渔猎生产发展均衡，有相当比重的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是该地区不同于周原和洛邑地区的特点。在手工业生产门类中，丰镐地区制陶业和制骨业是比较发达的产业，丰镐地区农业、渔猎业相对来说发达，可能是骨器生产广泛开展的基础。丰镐地区看似与都邑定位不匹配的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活动的存在，却在各类社会生产之间形成了彼此互相关联的类似产业链的依附关系。周原地区手工业生产门类齐全，但相较而言，制陶作坊数量却比同时期的丰镐地区少很多。丰镐地区制陶作坊址或地点至少有133处，而周原地区历年调查发掘的制陶作坊址仅6处。周原地区除制陶生产不太发达以外，其余各手工业生产门类齐全，显现出均衡发展的局面，包括铸铜生产、石制品生产、骨角器生产、蚌器和漆木器生产等。这些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规模不等，以大型作坊为中心形成南北两个手工业园区。与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原地区在西周时期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渔猎业生产工具并不多。洛邑地区发现了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址，其余门类的手工业生产基本不见，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比很小。
丰镐地区农业、渔猎业与手工业中的制骨业和制陶业形成了一种产业链式的共生关系，也是三个都邑中唯一农业和渔猎业占比较高的都邑。周原地区主要发展手工业，各种手工业门类均衡发展，产业结构综合稳定，形成手工业生产片区。洛邑地区仅发展手工业生产中的铸铜生产，其与丰镐地区在社会生产结构上似乎形成了互补和依附关系。西周时期三个都邑在社会生产上各有侧重，周原地区是手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综合发展的经济中心，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有相当一部分为殷遗民。丰镐地区主要生产门类形成农业渔猎+制陶制骨模式，而洛邑地区则主要发展铸铜业。
基层社会组织
从“邑里并存”到“邑里合一”
从现有资料出发，探讨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可以各个聚落功能区为考察的空间单位，历时态梳理西周不同时期人群构成、阶层构成和社会生产情况。这些相关联的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探讨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需要综合考虑族属、阶层、社会生产与分工，单纯从墓葬材料出发，以血缘或地缘来解释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已无法匹配当时社会的复杂情况。
西周都邑不同聚落功能区的遗迹组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单纯墓地或单纯居址，需与其他聚落功能区形成功能上的互补，方能与某个特定人群的活动空间相对应。此类聚落功能区可称为“居、产、葬分离”模式，采用人群主要是周系人群，社会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可称为族邑。第二是墓地、居址、手工业作坊址同时并存的聚落功能区，此类聚落功能区可称为“居、产、葬合一”模式，采用人群主要是商系人群，尤其是迁居在西周都邑大型手工业作坊区专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殷遗民，很可能是按照“里”的形式进行管理。
“里”是周人参照商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管理都城地区殷遗民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被迁置在西周都邑的殷遗民，脱离了土地，成为专职的手工业匠人，由周王直接控制，他们生前的生产、生活集中在“里”中，死后没有专门的土地用于埋葬，因此形成墓地、居址、手工业作坊址合一的聚落功能区模式。在西周建国初期，周人将殷遗民迁置西周都邑，采用“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而周人原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继续保持。周人在居葬形式上有专门的居住区、专门的墓地、专门的田地或山林、贵族能够受封土地用以农业生产，高级贵族有自己的采邑。西周早期周人和殷遗民在管理形式上的区别泾渭分明，随着殷遗民与周人逐渐融合，周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逐渐向地缘性转变，保留殷遗民葬俗的墓葬出现在周人墓地中。从青铜器铭文资料看，西周都邑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为“师”，“师”是兼具军事和行政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层级结构，担任师职的人物以周人为主，士兵既有周人，又有殷遗民。
融合了商人和周人的地域性基层社会组织在西周都邑的出现，并不是从西周初年就有的，而是在周人与殷遗民逐渐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伴随殷遗民与周人的融合，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西周晚期，随着殷遗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被打破，殷遗民与周人埋葬于同一墓地中。相应的，在居住形式上，也出现周人与殷遗民杂居而各有分地的现象，此时基层社会组织已经不再单纯以血缘为纽带，真正具有了地缘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