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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忻:语法化·词汇化·界面及其他

王忻2021年05月27日16:3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法化与词汇化界面的汉日对比研究”负责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语学院教授

随着语法化与词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两者的关系渐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热点。

语法化与词汇化

简单地说,语法化就是一个非语法单位向语法单位转化的过程,词汇化就是非词汇单位向词汇单位转化的过程。比如汉语的“上”,在“齐兵上太行”中作趋向动词表实义的动作,而在“爱上了咖啡”中则是语法性质的完结体助词的用法。这种从动词到助词的演变就是语法化。再比如日语转折连词「ただし」(不过)在日本的中古时期(平安时代)经过副词「ただ」+副助词「し」构成连词「ただし」,是词汇化成词的例子。

在语言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词汇化和语法化呈连续统状,交替变换共同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这是基于本研究认为两者关系为继发的观点最易接受的立场认定的。这种继发关系可以看成:甲过程的输出项可能是乙过程的输入项。既可能有词汇化在前的演变,也可能有词汇化在语法化之后的情况。因为首先,A语法化到高级阶段后,跟它毗邻的成分B构成的整体可以继发词汇化,尤其是在形态变化不丰富的分析语中。演变路径为:话语构成>句法化>词汇化。其次,语法化过程中输出的派生词缀可以在共时平面参与构词,从而引发共时词汇化。再次,经词汇化成词的词可以发生进一步虚化即语法化。比如“××自由”首先发生构式词汇化,然后继发构式内成分“自由”后缀化的语法化,再继发无限名词+“自由”后缀构词的后续词汇化:如“财务自由”“车厘子自由”等。本研究基于继发关系的立场展开,认为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构成一条连续统,在这条连续统上词汇化与语法化交接、继发,推动着语言演变的前行。

语法化词汇化与构式化

2010年以来,以Traugott(美) & Trousdale(英)(2013)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在构式化的框架内研究语法化和词汇化,并提出了构式化的定义:词法句法性、语义性重新分析在社会性语义网络中,通过说话人听话人而共有时,新的习惯性的、象征性的单位被创造出来,新的微构式被添加进语义网络中。

作为走向构式变化的构式层次,有宏构式图式、子构式图式和微构式图式,其中宏构式图式抽象度最高。构式化的出现不会动摇词汇化、语法化主线的地位,但在研究主线的时候使用构式化方法,会增大研究的精度。例如,我们用构式化理论对“车厘子自由”进行考察。“车厘子自由”与“结社自由”属于同一个构式,其形式相同,但意义发生了单独演化。“车厘子自由”的用法可追溯“财务自由”一词。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财务自由”就是“钱随便花”的意思。这种结果首先是转喻机制在发生作用——即基于“财务”和“钱”的邻近性发生的转喻。“财务自由”字面原意应为“处理财务事务”等的“不受拘束、不受限制”。在某种语境或某种认知事件的触发下,它与原来字面意(原型意义)建立起新的关联,产生出新的节点,编码出“花钱不受限制”的新构式义(中构式),即发生了构式演化。“花钱不受限制”的新构式义又在“消费的量不受限制”的图式下通过转喻机制向“所有物品的量上不受限制”进行扩展,便出现了“车厘子自由”“辣条自由”等微构式。在这个构式演变过程中,“××自由”的形式成立阶段为词汇性构式演变;其中“自由”成为后缀、生产性突增阶段为语法性构式演变。这种从构式切入的考察使词汇化语法化的研究更具理据性。

语法化与语用化

语用化主要出现在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上。但对于话语标记究竟属于语法化还是语用化,一直见仁见智。日本学者藤井圣子(2013)指出,“在语用化的射程内,有一种在从内容词到功能词演变的所谓语法化过程延伸前端产生的现象,即语法功能词稀释原有的句法特征,转而向更加语用性功能强化的语用标记转化的现象”。本研究不同意简单地用语用化取代语法化的做法,而对藤井的语用化是语法化的延伸一说有一定青睐。但更倾向认为语用化和语法化不处于同一层面,而是语法化的下属层面的看法,即语用化是一种变异的语法化,因为它在基本属性特征上符合语法化规定。比如“红酒常年有,我很喜欢喝。然后就是一瓶一瓶的白酒”中的“然后”已经没有原词表前后顺序的内容义,而只有衔接话轮的程序义,它符合语法化的功能扩展、去语义化和去范畴化的特征,又在句法上独立脱离句子层面、不具备句法上的强制性和无真值条件义上向语用化前进。因为语用化虽然不具有语法化的全部特征,但有一部分特征与之重合,所以将其认定为语法化的下级成员理据上应该成立。

界面及跨语言比较

界面又有人称之为“接口”。关于语法化与词汇化的界面问题,很早就有学者予以关注。Brinton(英)& Traugott(美)(2016)中对其做了系统的总结。在其后的个案研究里,特别提到“-ing”形式一种是“影响心理动词的构词,带有某些随后的词汇化,因为现在分词形容词被习语化……另一种是向现在分词介词连词或者程度副词的发展,是语法化的短暂案例。”

国内对汉语的研究也可以见到许多个案研究。张秀松(2020)指出:最新的研究“在关注词汇化和语法化共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两者在语义、语音、形态—句法演变方面的不同。开始在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的接口/界面上,关照词汇化、语法化、语用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标题的关键词之一——界面,就是基于上述立场考虑的。比如,副词“但”+动词“是”词汇化为副词“但是”,成词后“是”的动词范畴及语义发生淡化,即发生语法化,也就是说其副词词汇化与其中词内成分单个词素“是”的语法化的接驳处出现界面。接下来,词汇化为副词“但是”,向连词“但是”的“次要语法化”中再次出现界面。这些界面在不同语言里会纷呈各异。厘清、梳理并比较这些状况,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极大意义。

单一语言的界面梳理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随着语料库、语义图等方法的现代化、立体化,跨语言比较的“语法化研究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发现的语法化模式的跨语言共性和差异将越来越多”。国际上,以英语为核心对比周边语言的描写在研究中时有出现,但大多是为了证实某个观点的描述,在国内现有的跨语言比较研究中,汉英对比无疑独领风骚。从类型学角度来看,英语是综合语,汉语是分析语,二者的对比研究固然具有意义,而日语是综合语中下位类别的黏着语,综合特征和程度均不同于英语,它的大量汉语词汇又具有分析语特征,因此它与汉语的语法化词汇化界面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既有对立性,又有特殊性,又是既有研究中的薄弱地带,故肯定会别有风采。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