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承：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精神传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忠实反映，从邹容的《革命军》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书写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历程，并且形成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应运而生并与中国文学史相互交织。“革命文学”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的目的、任务、要求以及革命力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革命文学”不仅是“文学”，而且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世界社会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极为重要、深远的历史影响。基于此，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谱系和结构研究，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革命文学”生成发展及其本体精神的考察，这既是一个体现文学与思想互动张力的学术命题，又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现实问题。

革命推动文学社群的发展

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的探讨，以20世纪前30年的纵向历史为线索，从文学群体组织内部构成与革命话语的复杂脉络中探求问题。确立“社群”视域以打破传统文学史社团流派的身份命名，回归作家群落生长的文化场，进入文学与革命互动循环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世界。“社群”更强调作家聚合群落的共通性，并给予文学与社会革命多维度的联系和深入肌体的解析。如在20世纪20年代生成的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前期创造社、中国青年社等文学社团和群落中，作家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文学等追求，都集中反映了社群场域中新旧文化的冲突、思想的激变，并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整体演变，揭示了作家群落文化碰撞如何由最初的自然自发状态，走向时代召唤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共同思想组织的自为形态。由此诞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国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及投身抗日前线的作家“笔部队”等团体组织，最大限度地表现出现代作家群体追随时代的革命步履，以统一组织形态完成了现代文学的运行机制。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阶级意识、政党观念、普罗主义，乃至大众团结抗战等精神信仰与“文学”的民族想象、国民性改造、翻身解放等话语之间的内在互动结构关系，凝聚了整体社会革命思潮的核心价值、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精神内涵，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演变发展的内驱力。对现代中国革命与文学社群“成长过程”的群落历史研究，完整展现和合理解释了“革命文学”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

“革命文学”母题的确立

20世纪的中国，有一大批满腔热情、憧憬美好未来的仁人志士、知识分子、热血青年，“革命”是他们理想的具象、精神的寄托。文学的书写和表达使得他们一方面自觉认同革命，一方面直面现实和反省自我，于是就有了贴近现实的“革命文学”，也有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多元而复杂的样态。选取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萧军、萧红等一批典型革命作家的案例，通过全面还原他们为何革命、怎样言说革命的本体世界，可以深入透视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的深层问题。伴随现代中国民族解放的社会革命，确定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审美取向，其叛逆和批判思想的赓续、进步开放文化的传承、自由独立文学精神的坚守，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和“革命文学”的母题。

通过梳理和辨析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家谱系，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元素、精神信仰、价值基础及其知识系统等内在结构，与不同作家革命人生道路、思想观念、创作个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可以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与文学史相互交叉的场域，发现“革命文学”历史叙述的特质和革命文艺核心理论的形成。比如考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作家独特的现代革命经历和体验；郁达夫、叶圣陶、成仿吾等作家富有个性的创作取向、艺术特质；郭沫若、茅盾、钱杏邨等作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等个案，勾勒出他们进入“革命文学”时代书写的不同图示，捕捉到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历史的全息投影及其革命文艺理论丰富的构造纹理。

作家谱系研究特别重视置身于文学与革命的两难之境中，由他们的身份角色、思想言行，及其人生履历等反映出的裂隙、抵牾多样的矛盾和冲突之现象，从中深度描摹和揭示出现代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过程的斑斓色彩，及其文学与革命通过作家主体同构的复杂精神因素。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历史经验总结，不但要从“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找到核心的思想理论，还要为“革命文学”诸多现象的发生演变找到契合时代主流的、合理存在的答案。对现代革命作家谱系的勾勒可最大化凸显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经验，以期对当代作家思想与创作产生启示。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新使命

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结构与谱系的研究，虽然立足阶段性文学史，但并非要证明“革命文学”叙述按照前奏、开端、发展、高潮的规律运动，而是要发现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这一典型的历史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使命具有的积极影响。比如，以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一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早期革命先驱，感应时代脉搏，重视心与身、言与行的统一，呈现了“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基调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及强烈的社会关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成长期，围绕“革命文学”创作实践、批评范式及其话语系统的合法性努力，本质上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发展的产物。比如这一时期起步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其思想与创作的不断调适，表现出女性自我意识对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历史价值的积极重构，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经验与教训，在现代革命作家中比较有代表性。20世纪40年代，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发源地“延安”，成就了“延安文学”。这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典型空间形态和重要思想意象。“延安文学”本质上是关乎知识分子话语与工农兵话语同构中时空对接、交叉、重构的文学史现象。“延安文学”在“文化军队”语境下聚结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文学”队伍，成长了一批深入底层生活的工农大众革命作家，产生了大量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延安文学”的核心，正是当时毛泽东集中思考了中国革命现实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特殊空间的“延安”使得五四以来一路走来的“革命文学”真正落地。显然，“延安文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命名的文学，或某种文学史类型的典型现象。

将“谱系和结构”作为研究视点和目标，重新发掘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历史现象类型和范式所蕴含的独特文学史意义，不追求完整书写历史，而是深度揭示“革命文学”的特殊文化意义通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被表现出来。社群结构、作家谱系、文学史阶段形态之革命实践文学和文学表现的革命内容，重构的不仅仅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丰富复杂的样态，更是发现现代中国文学独立叙述框架的依据和文学史典型意义之所在，这对深入理解和发掘当代中国文学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十分必要。任何历史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当下和未来。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文学，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密切关联，现代国家意识、人民意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要思想观念在新时代进一步升华，本质上正是对现代中国革命核心宗旨的坚守与弘扬，也体现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内在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