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牛：晚清通货膨胀的形成与演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铜制货币与币制近代化研究（1840—1911）”负责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通货膨胀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清政府整治通货膨胀的措施从传统范围内“规复旧制”的治理到清末新政推动货币制度近代化，整体呈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轨迹。然而，通货膨胀根本性因素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一方面，货币政策对财政依附性逐渐强化，清政府治理通胀思想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传统特征。另一方面，内轻外重政治格局造成财政权力过于分散，地方政府通过纸币超发等方式弥补财政赤字，逐渐获得制度性准许。这一机制实际上为赤字货币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而诱发并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形成与演进。

客观认识晚清通货膨胀的内在原因

经济环境决定财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形式对税收潜力具有决定性影响。晚清以来，清廷财政长期陷入困局，其根本症结在于经济结构的内在制约。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限制了财政汲取能力，使税收难以有效增长。每逢突发事件，清政府缺乏有效的增收手段，被迫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制度的改革步伐相对滞后，使政府不得不依赖铸币余利弥补财力不足。这一做法在缓解短期财政压力的同时，也埋下了通货膨胀持续加剧的隐患，并最终演化为晚清货币体系失衡的重要诱因。

道光朝萧条的出现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的集中表现，也与世界性白银减产引发的货币紧缩潮密切相关。封建财政和政治体制活力不足，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税收弹性偏弱。在农业潜力耗尽的大背景下，工业化水平偏低难以消化富余劳动力和有效缓解经济衰退。拉美独立战争造成世界性白银减产，主要经济体白银购买力持续提高。“银贵钱贱”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田赋、盐课等支柱性税收长期欠征。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政府尝试通过扩大捐输、提高税率等传统措施缓解危机。然而，在封建制度固有的惰性制约下，财政潜力持续萎缩，中央和地方财政陡然恶化。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清政府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诱发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铸币地方化也造成中央政府缺乏对货币的统一管理能力，通胀治理的制度隐患亦由此埋下。

面对严峻形势，清廷被迫选择发行货币弥补亏空。洋务运动注重军工产业建设，但对经济结构促动偏弱。甲午战争前夕，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比为67%。一战之前，新式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9%。这种局部的、不彻底的改革，导致清末新政的财政措施与现代化诉求之间始终存在根本性矛盾。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依旧未能摆脱传统货币思想的束缚，试图通过发行财政性货币克服危机。在发行权离散与思想保守的双重作用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甲午战后，战争赔款与战时外债造成财政不堪重负。物价上涨已初露端倪，构成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通胀高潮。货币发行权下移、货币政策依附财政的时代，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掌控日益弱化，通货膨胀与财权离散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铜元与纸币的无序发行，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干预地方货币体系的借口。清廷将治理措施与强化中央权力合二为一，构成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朝廷与地方普遍将扩大自身财政收益作为政策着眼点，调控物价、稳定币值则并未成为治理重心。这种以财政便利为导向的治理逻辑，反映出传统货币观念仍居主导地位。由于治理动机不纯，清末通货膨胀治理成效乏善可陈，也造成辛亥革命之后物价腾贵。物价过高长期制约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清末财政货币治理遗留下的结构性问题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的经济格局。

重新理解晚清通货膨胀的过渡性与时代性

晚清处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通货膨胀现象亦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晚清货币发行权的下移与外移构成区域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铸币材料来源的多元化造成币种之间的购买力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层级性特征。

层级性是指不同币种的购买力变化趋势存在差异。银元、铜元等主要币种购买力呈现下降走势，整体表现为银计物价增速低于铜计物价。币种差别的本质原因是货币发行权分散程度存在差异。咸丰朝通货膨胀时期，白银减产影响依然存在，中国银计物价相对稳定。物价涨幅主要体现在劣质货币，如铜制大钱、贱金属（铅、铁）货币的强制推行上。劣质货币不仅扩大货币投放量，而且引发币种购买力差异。以米价为基准测算，白银货币价值较道光时期有所回升，形成层级性特点。咸丰时期通货膨胀的层级性特征体现为银购买力稳定和劣质货币价值下滑，两者呈现相悖走向。这种币种之间的“价值背离”现象反映了晚清财政—货币体系运行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

清末通货膨胀时期，不同币种购买力的变化呈现出“方向相近、速度有别”的特征。银元、铜元购买力皆有所降低，铜制货币降幅大于银质货币。在财政性发行和货币发行权地方化的影响下，铜元蜕变为依靠自身价值、发行数量流通的实体货币。国际白银价格降低，自然引起银元购买力下降。与传统货币现象相背离的是，银价降低与银贵钱贱并存。铜元单位购买力贬值速度超过银质货币，进一步凸显了清末通货膨胀的层级性特征，反映出货币体系内部的不均衡演进。

区域性通货膨胀主要指地区间物价波动水平的显著差异。这一现象的根本成因，源于晚清时期货币发行权地方化，多数省具有相对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政出多门的情况下，发行数量和政策就会出现地区差异，进而造成物价涨幅不同。货币发行权的逐级下移使地方当局事实上具备了区域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在币种多元化的影响下，铜元、银元与纸币分别形成了各自特定的流通区域，造成以省为边界的货币市场，为区域性通货膨胀提供了制度与现实条件。

中央政府的无序发行造成咸丰时期的通货膨胀，清末通货膨胀成因由单一动力向多元化过渡。国际性金本位浪潮诱发白银贬值，直接导致中国白银购买力下滑。各级政府无序发行铜元，加速铜制货币购买力下滑。清政府对不同币材控制的差异是构成通货膨胀层级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清末通胀层级性的本质是货币发行权重新分配在购买力方面的体现。

区域性与层级性作为晚清通货膨胀的重要特征，实质上反映了货币发行权高度分散的制度现实。二者通过物价涨幅的空间差异与币种购买力的层级分化，揭露了中央政府掌控能力下降的事实。但其侧重点有所区别，区域性显示发行权下移，层级性则是财权外移与币材控制能力差别的折射。二者并存且内含相关性，以通货膨胀为载体，展现出铸币权分散的危害性和传统货币思想、制度的局限性。

国际视野和整体史观影响下的晚清通货膨胀研究

晚清时期，中外经济关系日益呈现显性化特点。国际银价下降引起铜制货币铸造亏空。在西方货币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逐步放弃“大钱”政策，尝试通过发行铜元构建辅币体系。经过洋务运动的产业推动与清末新政的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结构亦发生显著变化。以商人阶层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力量逐渐崛起，为晚清货币制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首先，国际银价变动加速中国铜制货币的近代化转型。随着世界主要国家相继采取金本位制度，国际银价持续下降。由于中国事实采用银本位，进口铜料采用白银计价，造成铸造成本激增，成为推动铜制货币制度重构的关键外部因素。进口铜料数量的增加与国际铜价的提高对清廷财政构成巨大压力。为达到平衡收支，清政府决定仿效西式货币体系，发行铸币面额较大的铜元。客观而言，国际银价的下降加速了铜元取代制钱的速度。然而，铜元制度仍深受传统货币思想影响，其发行随意、实币化趋势明显，最终为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其次，随着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悄然发生变化，商人群体逐渐形成新势力。商会为维护经商环境，从本阶层利益出发，对铜元诱发的金融、货币、社会危机进行干涉，尝试削弱物价波动引起的动荡。商会多次反对地方当局的滥发政策，激化了官商之间的政策博弈。在物价上涨诱发工潮之时，商会又承担着调解人的角色，平衡劳资矛盾。

为防止经济危机蔓延，有的商会相继提出方案，如请求造币厂开铸当一、当五等小面额铜元，尝试达到平衡银钱比价和防止跨省倾销的双重效果。商会已从传统附属地位跃升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代表者，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亦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互利共赢。这一转变表明，在大中城市，商人阶层已逐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除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之外，商会还借助日益增强的话语权参与到更广泛的博弈过程中。面对区域性通胀的现实，不同地区商会从经济形势、自身实力出发，采取不同举措。在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社会动荡交织的背景下，商会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协助整顿维持社会安定。长沙等地发生工潮，影响社会稳定与生产发展。地方政府与商会、工人代表协商，明确各方权责。

时隔半个世纪，咸丰与清末两次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咸丰朝通胀具有较为明显的传统色彩，清末通货膨胀凸显近代化特征。通过对晚清通胀独特性和清廷具体措施变迁与局限的解析，可以展现货币思想、货币市场的过渡性特征，揭示货币思想与货币市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一步而言，对货币价值波动及币制改革迟滞根源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晚清货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制约。对比两次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清政府治理措施和效果等细节可以发现，尽管清末整治通胀能力较此前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脱节折射出晚清政府体制的衰落，也预示着清王朝的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