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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首席专家，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教授
长江是宇宙的造化、自然的独创。她宛若惊世神女，拨开格拉丹东雪山的皑皑冰层，掠过云贵高原的七彩霓裳，抚摸四川盆地的千里沃野。她穿越神秘三峡的奇峋绝峰，从湖北宜昌出口即进入中下游，在品味两湖皖苏平原的稻香肥鱼之后，奔向大海，拥抱吞吐百川的浩瀚海洋。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历史的厚赠、文明的华章。她俨然丹青妙手，勾勒出荆楚大地的浪漫奇谲，锻造出湖湘文化的坚韧豪放，挥洒出赣皖文化的清涟情怀，点染出吴越文化的绮丽清朗。她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孕育出世界大河文明史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纵横交错的黄金水道，舳舻万里、旌旗蔽空，承接西东，开凿出东方的天然运河，区域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政通人和、汇聚成惊艳世界的长江文明。
明代吴伟《长江万里图》（局部）
古人类踪迹与文明溯源
人的创造力是在社会性与生物性的持续互动中被塑造出来的，是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过程，也即将“生存”升华为“文明”的漫长之路。早在近200万年前，三峡地区就已出现东亚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直立人——巫山人，尽管这里出土的人工加工石器形制简单粗糙，但这正是长江古人类的“自觉能动性”在物质文明史上的最初彰显。建始人略晚于巫山人，其所在的龙骨洞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部分经过二次加工。汉江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其两岸台地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迁徙通道和生活场所。位于汉江左岸的郧县人遗址，出土了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此外，伴生手斧的发现，改变了西方学界“旧石器时代中国无手斧”的定论。进入智人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长阳人已能制作多种式样的石器，其体质特征已经接近现代人。在清江流域，还有伴峡小洞、榨洞和鲢鱼山遗址，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在湖南省道县福岩洞，发现了47枚具有完全的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南京汤山人对洞穴的利用，体现了古人类在复杂地形中的生存智慧。纵观长江古人类的演进历程，文明的诸多要素已经在古人类对生存空间的积极开拓以及对生活条件的主动改造中显现。由此，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也逐步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的文明演进之路
长江中游地区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具有典型的湖沼平原特征，依托随枣走廊以及汉江等支流，向北连通中原地区。在文明演进的开始，这里的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采集和渔猎经济仍然存在，聚落初具规模。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证据发现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至彭头山文化时期，彭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但此时稻作农业仍处于辅助地位。八十垱遗址中规模可观的壕沟，表明当时存在具有一定人口的聚落。城背溪文化传承自彭头山类型早中期，秭归东门头遗址的太阳人石刻作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太阳崇拜实物，是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艺术投射。大溪文化时期，农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出土了用于农耕的穿孔石铲；枝江关庙山遗址房址外墙面存在掺有少量稻壳和稻草的生黏土；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与水稻田配套的田埂及灌溉设施。
后来，稻作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有了大型水利工程，人口急剧增长，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与城址，跨区域的文化交流频繁。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早中期，长江中游步入文明发展的繁荣期。在屈家岭遗址发现的红烧土残块包含粳型稻谷壳，熊家岭、郑畈等地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水利系统。从全国范围看，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城址主要聚集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遗址是区域中心聚落，冢子坝、钟家岭、殷家岭和毛岭等则分布于四周。屈家岭文化在完成统一与整合后，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考古资料显示，凤凰咀遗址就是屈家岭文化北进过程中的重要军事重镇。石家河城中有宽深的环城壕沟、大型祭祀中心、专门化的手工作坊。石家河文化出土了大量造型独特、制作精美的玉器和陶塑，玉器制作可以代表同期的较高水平，C形玉龙的艺术风格接近红山文化，其原料透闪石和云母玉也并非石家河本地所产，推测可能是通过贸易或运输从其他地区获取，较有力地佐证了中华先民的文化交流。
随后，本土文化趋于衰落，一度繁荣的中心城址遭到废弃，在中原文化南下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下，文化相互交融，进入转型期。天灾、瘟疫、战争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石家河古城的衰落，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势力急剧扩张，占领了长江中游地区。如肖家屋脊文化，也称后石家河文化，延续存在300年左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转型期的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既继承了本地石家河文化的传统要素，又融入了中原龙山文化色彩。
随着与中原王朝互动的日益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最终完全融入华夏文明，尤其是青铜技术、礼制与政治模式的系统传入，标志着该地区正式步入以王权国家为特征的文明阶段。肖家屋脊文化落幕后，长江中游陷入长达两三百年的文化沉寂期。之后，二里头文化通过南阳盆地、随枣走廊等通道，逐步渗透至长江中游。至商代，盘龙城遗址的规模与等级在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的城址中均居前列，这是一个由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兼具军事扩张与区域统治中心的强大城市。周武王灭商后，周王朝在江汉地区通过分封“汉阳诸姬”加强对荆楚地区的控制。春秋晚期，楚国成为南方大国，在吸收中原商周文化和融合本地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瑰丽浪漫的楚文化。至战国中后期，楚国已整合广大南方地区的文化资源，最终汇入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之中。
长江下游的文明演进之路
长江下游地区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具有江河、海洋与平原的地理交互作用，长江三角洲的雏形也在此形成。在文明演进的开始，稻作农业与定居村落初步发展，形成了适应湿地环境的生计模式。浙江上山遗址发现的炭化稻米，证明了人类对水稻的驯化已经开始，而出土的带有琢打麻点和凹弧面的磨盘、镰形刀，则很有可能被用于稻谷脱壳和收割等生产活动。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相互衔接，在跨湖桥遗址一处临近古水域的小水港旁出土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舟船的发明是人类成功征服水域、化天堑为通途的伟大创举。遗址中发现的漆弓、草药罐、慢轮制陶技术、水平踞织机则展现了跨湖桥先民在交通、医药、工艺等方面的创新。在跨湖桥文化分布区，河姆渡文化继而兴起，河姆渡遗址中厚达20—100厘米的稻谷、稻秆、稻叶混合堆积层以及194件骨耜，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表现。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采用了榫卯结构。《太平御览》记载：“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干栏式建筑体现了长江下游地区先民对沿海潮湿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是对南方古老巢居传统的发展与创新。
后来，长江下游进入社会分化与早期整合阶段，农业发展支撑了人口增长与聚落扩张，出现了多个并立的区域中心，产生了初步的贫富差距和等级分化。张家港东山村权贵大墓与含山县凌家滩祭祀中心的发现，共同勾勒出崧泽社会高度分化的结构。东山村遗址的M90大墓是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墓葬，包括数量众多的陶器、玉器以及象征王权、军权的石钺、玉钺等。东山村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嘉兴南河浜遗址晚期墓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崧泽文化辐射广泛，在长江下游形成“崧泽文化圈”，为后来更大范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凌家滩文化也在这个影响圈内。在凌家滩遗址聚落的最高处坐落着一座大型祭坛，表明凌家滩仍然是一个神权社会。
随后，长江下游步入史前文明发展的巅峰期，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显现出早期国家的形态。良渚古城以其宏大的规模无可争议地成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都邑，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手工作坊、粮仓等，展现其强大的管理和统一规划能力。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良渚文化继承了凌家滩“以玉为礼”的传统，并发展出一套高度规范化的玉礼器系统。与更早的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主要使用象征军事王权的玉钺、石钺不同，良渚礼器具有更多的神权色彩，在反山墓地M12中出土的“玉琮王”和“玉钺”上都雕刻有完整、精美的神人兽面纹饰，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与神权统治有关。
最终，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文明变迁阶段。此期，文化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和交融性等特点。广富林文化出现了与龙山文化相关的文化因素，马桥文化则包含了本地良渚文化遗风、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和来自南方的印纹陶文化特征。良渚古国衰落后，长江下游在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下进行整合与转型，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吴越国家，在秦汉时期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
纵观长江中下游文明的演进之路，都是从自主起源，继而独立成长，随后与周边地区交流融合，走向鼎盛，最后汇聚成中华文明。长江中游地区融汇中原文化与南方传统，形成兼具厚重与灵动的文化格局；长江下游地区则以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广纳中外多元文化，展现出面向世界的国际视野。该地区所蕴含的精神启示丰富而深刻，包括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生生不息的历史观、开放包容的交往观、人地和谐的生态观、开拓创新的务实观等。正是这种面向江海、拥抱交流的进取精神，使得长江中下游以其持续的经济贡献、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创新的精神品格，至今仍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长江是远古人类演化的温床。在今天，她仍以无与伦比的充沛能量、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砥砺奋发的精神特质、吞吐万方的博大胸怀，激励着中华文明建设弦歌汤汤，四海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