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四书》图式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主流形式是以文字注疏为主的文本阐释。近年来,学界对图解经典文本的关注悄然兴起,这一趋势在《易经》(易图学)和《礼》经(礼图学)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四书》学传统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图解文本资源,这些材料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儒学理论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系统梳理《四书》图解学术传统,不仅有助于拓展图式文本资源的发掘维度,更能深化我们对图解经典之意义与内在逻辑的理解。
图文互证、昭然义见的诠释之效
《四书》图式是《四书》诠释发展的产物,构成了《四书》学史的一部分。《四书》图式既广见于《四书》图解类专著,如《中庸指归图》《四书章图纂释》《大学知本图说》《四书图考集要》,也散见于诸多《四书》注疏及理学著作中,如《朱子文集》《研几图》《大学困学录》《大学中庸讲疏》。其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按《四书》书目划分,有《论语》图、《大学》图、《中庸》图和《孟子》图;按思想主题划分,有仁图、性善图、一贯之道图、致知格物图、诚图、中和图、治平之道图等;按诠释特点划分,有呈现经典结构图式、疏解内容体系图式、展示章目结构图式、逐章内容解读图式等。
图式在《四书》学中得以广泛应用并发挥诠经证史的功能,与其独具的诠释特色是内在相关的。诸如“图之妙,实不在书之后”“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等论述,均表达了对图式诠释范式优越性的推崇。《四书》学的理论奠基者朱熹在治学中非常重视对图式文本的运用,主张“图上自分晓”,“若画图子起,便极好看,更不待说”,注重运用“画个图子”“画成图样”等诠释方法,但他同时主张“正当沉潜玩索,将图象意思抽开细看,又复合而观之”,“按图以推其说可见”,认为图说结合一体、图文互证互显,可以更好地加强体系、理论、命题、概念之间的关联性,更充分地表达经义,起到更加有效的诠释效果。此处以朱熹原创的一幅《四书》图为例予以具体说明。
朱子“絜矩之道图”
作者/供图
朱熹在指点如何更好地把握“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为所以处之之道”的“絜矩”之旨时,作有“絜矩之道图”。该图很有特色,包括“侧图”和“地图”,需将两者立体化地合并起来观看。朱熹说“近以鄙说画为两图,合而观之,则方正之形隐然在目中矣”。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絜矩之道”的注解两次强调了絜矩的“方正”义,“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而“絜矩之道图”正是这一“方正”之义的形象刻画。“以鄙说画为两图”,说明图式既可以弥补文字诠释的不足,也起到了图说结合、图文互证的效果。该图也蕴含着对工夫进路指引作用的关切,体现出相应的教化之效,“方正之形隐然在目中”,正是形象工夫论及其绵延效应的呈现。
图说结合、图文互证,不仅是朱熹《四书》诠释的一大特点,在其影响下的《四书》学发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元代朱子后学程复心的《四书章图纂释》着力于“檃括朱子《章句》《集注》《或问》,分纲布目,总要会繁,本末始终,昭然义见”,以章图与纂释相结合的方式凸显了这一诠释应用。
“书所不能言者,非图无以彰其形,图所不能画者,亦非书无以尽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废也。”从诠释的实现看,不同文本之间不应相互孤立,而应注重文本之间的多元互动与有机建构。《四书》诠释亦应讲究“左图右书”,强调图式文本与文字文本的结合、关联、对话、互动、互证,从而彰显出跨文本的诠释特质。
心性之学的秩序化表达
在以往经典诠释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图式的定位,确以插图点缀、辅佐讲说类“副文本”“依附性文本”视之者居多。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同样潜存着图主文辅、因图为书这样一种文本传统,颇值得包括《四书》学在内的经典诠释领域关注。例如,被视为上古文明初创标志的“河出图、洛出书”,正是以观象制图形式出现的;易学文化的占卜,龟卜之兆、筮占之卦,也都是“图”。宋代新儒学复兴,即以周敦颐太极图为其哲学开端,《太极图说》也成为以图为主、文为图设的典型案例。到了明末,刘宗周仿照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创作了人极图与《人极图说》,并著有《证人要旨》,均是以图为主、以说为辅,微言大义皆在图内。
从周敦颐到刘宗周,在理学系统来看,两者恰好形成某种呼应:一为道学宗主,一为理学殿军;一明太极,一论人极;一言天人之理,一申证人之道。二者贯通理学始终、沟通天人之际,皆作图式以明之,昭示出图式文本的特殊价值意蕴。在诠解《四书》中的《大学》时,刘宗周特意作“大学三纲之图”与“大学八目之图”两幅图式。两幅图均与其诚意、慎独之学旨意一致,具有立本体、明枢要、正规矩的深意,体现出向内收缩、收归一本、圆融一体的理论特色,成为其《大学》诠释最直观的体现。然而,与理学系统中的众多图式文本相似,这两幅图在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得到应有重视。
刘宗周以心性之学为重心、以“归显于密”为特征的思想风格,对以图式文本形式来表达心性义理多有运用,颇值得注意。“性不可以言传也,而可以图写乎?”比刘宗周稍晚的颜元在创作“性图”时就如此追问过。颜元自己认为,“理之不可见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尽者,图以示之”。言说心性义理,确有言不尽意之弊,图式之“象思维”则可“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做到象中有理,撑开心性之学的思想空间。这让我们看到,心性之学完全可以用图式文本承载。
图式对于心性诠释具有积极作用,以心性之学为重的《四书》也应该可以通过图式来表达。经考察确实如此,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其图式在类型、主题、形式等方面就有多元化的制作。例如,黎立武《中庸指归图》,以“中庸纲领图”提纲开篇,从第一章条贯而下,列图立说,有机制作了15幅图。该书最后还制作出别出心裁的“易中庸虚中图”,欲彰《易》《庸》贯通之旨,构成其《四书》诠释体系的重要一环。
可见,《四书》图式可以实现对《四书》心性义理诠释途径的拓展。作为一种以心性概念为主而构架起的结构化文本,《四书》图式堪称对心性秩序化的生动刻画和义理呈现,对心性之学的体知和觉解可以起到相应的增进之效。
工夫教化的形象化呈现
《四书》图式对心性秩序的刻画与对工夫教化的追求是内在统一的。前文提到的颜元在其“图跋”中讲道:“吾愿观者寻其旨于图间,会其意于图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灵”,心性图式的创作目的是因图进思,接引“观者”回归到对自心“性灵”的切身体认中。心性图式秩序化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表征为心性工夫的次序化与节目化。此点在《四书》图式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四书》的成书本就是为了突出心性修养、修己安人的为学之道。通过工夫修炼,不断学以成人,工夫教化正是其中的核心旨趣。其中,《大学》为初学入德的工夫门径,《论语》是立定修身工夫之根本,《孟子》与《中庸》指向工夫修为的发越与微妙处。从工夫教化的角度看,言说工夫以追求明晰化、逻辑化为导向。图式能够有力凸显工夫的条目、次第、进路、结构及目标。《四书》图式建构的一条主线,正是对《四书》心性工夫论内容的提取、分层、选择、类聚、组合、配置、编排、布列以及勾连,使之展现为一幅幅修身为学的工夫教化图式。
《四书》图式的工夫面相具有突出的启蒙之效。“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可以使初学者“因图以玩解”“因解以求经”,更容易走入经典义理之中。更重要的是,与文字文本相比,图式文本具有拓展表达维度、生成意义空间的特性。它可以改观工夫诠释的特质,使《四书》的工夫教化做到既显门径,亦明归趣。
《四书》图式彰显了简明扼要的工夫。图式作为一种工夫诠释中介,拓展了工夫的言说方式。简明不意味着简单,图中有理,图式建构经历了从概念抽象到思维具象的过程。与图像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图式通常以丰富的文字构件作为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四书》图式是由《四书》工夫概念范畴聚合、构建起来的。它不仅呈现为《四书》工夫概念的语义网络,更成为《四书》工夫思维的谱系架构和联结系统。
《四书》图式彰显了动态引导的工夫。《四书》图式并不是《四书》文本内容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在工夫概念与工夫思维之间形成相互支撑和内在互通的关系结构和整体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结构冲击力和体系感染力。与偏重于静态性、封闭性的文字文本不同,《四书》图式的动态性、开放性可以在《四书》工夫概念体系的关联中表达一种工夫思维的理路及态势,从而形成一种工夫观念的引导。因此,《四书》图式可以内蕴属于自身的原创特质和思想范式,以时空并进的叙事逻辑,形成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文本特色,生成为一种新的工夫论语境和教化功能网络。
《四书》图式彰显了交互转化的工夫。图式的“打开”过程,体现了主体与图式之间的观念交互。主体在《四书》图式的“观看—阅读”交互过程中,可不断实现工夫观念的感通、转义与新生,突出主体的感悟体认和默会认知。这种交互模式对于拓展思想和启发教化具有很大价值,表现出沉浸式的观看—阅读模式。思想体知和生命参与意味的沉浸,表明工夫主体的自觉在场,这是工夫教化生成的前提。在图式时空结构及其隐喻映射的思维脉动和工夫填补中,有助于实现主体的生命直观和意义建构。《四书》图式的价值承载力强化了从观念互动到行动转化的联通。“观看—阅读”者常目在之、潜心体玩,能够更有力地助推知行合一的达成。
总之,《四书》图式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理论价值,凸显出对心性秩序、工夫教化的关切,以及对跨文本特质、关系性结构和启发性认知的重视。宋代王柏曾提出“图学之中兴”的口号。在当今图像化转型的信息时代,这一口号应焕发更大的理论魅力。《四书》图式对修身工夫的形象化彰显,能够为当下社会主体对自我完善的关注提供切实的启示和指引。无论是在图以载道、因图设教的内容导向层面,还是在图式诠释的路径机制层面,《四书》图式的价值意蕴都值得大力发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