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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三星堆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青铜器 田俊/摄
作为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江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天然通道与文明摇篮。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其上游地区不仅是地理单元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尤其是三星堆遗址的系统发掘，长江上游作为早期文明重要起源地和扩散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三星堆的惊人发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长江上游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崛起的重要标志，其背后与整个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区域的资源流动和文化互动密不可分。
长江上游文明的孕育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四通八达的流域网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开始，该地区就与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密切交流，稻作农业、筑城技术等文明要素很可能顺江而上，在此落地生根。至夏商时期，这条天然水道已成为技术、观念与资源传输的大动脉。三星堆文明在晚商时期的突然兴盛正是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典型产物，它凭借地处上游、控扼东西的区位优势，广泛吸收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长江中下游的青铜容器以及可能源自遥远南方的热带资源（如海贝、象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本土转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明体系。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晚商时期，整个长江流域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青铜文化带”。这一文化带西起汉中与成都平原，东抵长江下游，将上下游的众多区域文化联结成一个互动频繁的整体。三星堆出土的大口尊、罍等礼器，与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发现的同类器在风格和技术上表现出高度相似性；科技分析更进一步证实，这些分散于长江沿线的青铜器群共享着同一来源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料。这一切清晰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一个以青铜资源与礼制产品为纽带、贯穿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交流与资源流通网络已经趋于成熟。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区域文化的繁荣，更深层次地重塑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格局。它标志着长江流域不再是文明进程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并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面貌。三星堆的崛起可视为上游地区在这个互动网络中主动作为、吸纳创新的结果，其宏大的祭祀体系、精湛的金属技术，无不反映出通过长江水道获得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观念如何被本地社会吸收、重组并赋予新的意义。
纵观历史，长江作为文化通道的功能从未中断。商周以后，它持续发挥着沟通东西、串联南北的关键作用，从楚文化的浪漫瑰丽到巴蜀文化的兼容并包，再到江南文化的精致典雅，无不与这条大河的滋养和流通密切相关。直至今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依然延续着这一古老的历史逻辑，彰显着河流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长江上游文明研究启示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路径。它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单一中心扩散的结果，而是多中心、多区域通过类似长江这样的网络通道不断互动、融合与创新的产物。深化对长江文明源头的认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能为我们今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深远的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