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利：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侵华日军的宣传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首席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院长、教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枪杆子”积极抗战的同时，还以“笔杆子”向侵华日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战宣传工作。为了有效分化日军，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两分法”理论，将日本普通士兵与军国主义者加以区分。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在战场上对日军士兵进行喊话，在敌占区散发日文传单、报刊，而且对日俘进行反战教育，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反战组织。在对侵华日军的宣传战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战场喊话、印发日文报刊、广播、散发传单、思想教育等多元化宣传形式和手段。日方档案显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宣传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团结多数 孤立少数：

对日宣传战的“两分法”理论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注重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汲取营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百余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宣传理论和形态多样的宣传策略。其中，“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两分法”对敌宣传理论值得关注。毛泽东同志曾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在百余年的宣传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区分“极少数人”和“大多数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两分法”，认为日本侵华的责任在日本军部，而普通日本士兵是受到欺骗或被迫走上战场的，他们与日本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我们需要争取的对象。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多次提及“两分法”理论。在批驳“唯武器论”时，他指出：“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在论述战争的长期性时，他强调要“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在论述日本侵华的非正义性时，他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

“两分法”理论在面向侵华日军的宣传中得到普遍运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馆藏的署名为朱德、彭德怀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省略）》，印制在《特别通行证》的背面。命令和通行证均以中文、日文对照的形式印制，其内容体现了“两分法”理论：“日本士兵系劳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军阀财阀欺骗与强迫之下而与我军接触。”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还馆藏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日本反战群体印制的对日宣传报刊《日军之友》等日文资料。1942年4月11日出版的第15期《日军之友》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纪念晋察冀支部创立一周年》一文，文章在鞭挞日本军部罪恶的同时，强调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是战争的受害者，认为“残暴的军部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野蛮露骨地压迫士兵和日本劳动人民”。

“两分法”理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的智慧。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向侵华日军灌输“武士道精神”“大东亚共荣圈”等理念。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的目标就是瓦解侵华日军，降低其士气和战斗力，加速其溃败。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任凭日军武器精良，也必将走向失败。按照“两分法”，日军绝大多数普通士兵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均为无产阶级，二者应携起手来推翻统治阶级，争取民族解放。这样，交战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就转化成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对日“两分法”理论从思想上釜底抽薪式地切断了侵华日军的动力源头。

巧用“外嘴” 攻心为上：

对日宣传战手段多样形式丰富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战手段多样，形式丰富。宣传战中既运用日文报刊、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也采用喊话、书信、电话、直接访问等人际传播方式。既有特色鲜明的日本歌谣、传统节日、碑文宣传等文化宣传方式，也有标语、传单、通行证等战时特色的宣传手法。画报是一种形象且有效的宣传手段。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馆藏的一份《中国共产青年团画报》，落款为“中国共产青年团”，发行日期为1932年5月1日。该报使用了中、朝、日、俄、英五种语言，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用醒目的标语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传单和标语也是常用的宣传手段。1933年3月，精通日语的童长荣在“东满地区”从事抗日活动，他在日军可能通过的地方的树木、电线杆上贴传单、标语。据美军观察组的记录，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积极开展对日宣传，从1942年6月至1943年6月间发行了26万份宣传品，种类65种，其中报纸25种。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战注重全员参与。参与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的，首先是留日归国人员，王学文、张香山、赵安博、林植夫、李初梨、李亚农都是杰出代表。他们曾长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精通日文，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也极为熟悉，他们积极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内推行日文教育。1939年4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档案《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指出：“共产党对共产军将校以下人员进行日文教育，以让将校以下人员用日文向日兵喊话宣传”，“其日文教授方法为，首先向排长实施教育，排长向班长、班长向士兵开展教育，如此达到全员彻底普及”。经日文教育后，对敌宣传工作干部具备了较高的日文水平，普通士兵也能喊几句日文口号、唱几首日文歌曲。

中国共产党巧用日本人开展对日宣传战。随着抗战的推进和日俘的增多，经教育和改造后的日俘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向侵华日军开展宣传工作。1939年11月，根据地首个日本反战组织觉醒联盟成立。其后又成立了反战同盟、解放联盟及其支部，日本反战组织日益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日宣传工作。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宣传品的文字必须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适合其脾胃。”通过日本人开展的对日宣传，内容更贴近日军实际，“许多日本人加入了八路军”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很强的“攻心”效果，对日军军心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巧用“外嘴”开展舆论战、宣传战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侵华日军散发的日文传单

作者/供图

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聚焦于瓦解侵华日军士气。宣传内容始终聚焦“攻心为上”，具体包括：以“两分法”揭露日本国内阶级矛盾、侵华日军内部官兵矛盾，以二战局势相关新闻揭示日本侵华失败的必然性，以副刊和漫画等形式诱发日本士兵的思乡和厌战情绪等。如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1942年出版的第三期日文版《前进》月刊，其新闻报道、评论、副刊等版面的内容涉及日本国内形势、世界局势、日军内部矛盾、日兵思乡厌战情绪等。常用的标语口号有：“缴枪不杀！”“打倒日本军阀！”“回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等你们！”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的突出特点是在内容上大量使用日本文化元素。日本反战组织用地道的日文创作宣传品，运用樱花、日本歌谣、慰问袋等带有日本传统文化色彩的元素开展宣传。解放联盟太行支部在日本传统习俗新年和盂兰盆节时，会给日本士兵寄送明信片、慰问袋和慰问信。这类宣传以日本士兵的口吻，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和希望，更能拨动日本士兵的心弦。

士气低落 逃兵增多：

对日宣传战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战取得显著成效。1939年8月27日，朱德、彭德怀关于晋察冀军区开展瓦解日军工作情况的电报称，为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开办日语训练班，制发各种宣传品、标语口号、歌谣，特别是利用经过教育训练之俘虏兵参加部队作战，向敌军喊话。自此工作兴办以来颇著成绩”。

对日宣传瓦解工作的效果在日方史料中也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造成日军士气消沉，厌战和反战情绪滋长。1939年4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审查日兵家书的报告中指出：“出征军人寄回国内的信件中，厌战、反战思想以及对战争的不平不满、对故乡的思念或对长官的诽谤等责难非常多。”1940年9月，日本档案记录了日本士兵在家书中所写的内容：“长途行军疲劳时，看到村庄中散乱的传单和海报，突然觉得战争真是荒唐，开始厌恶战争。”有的士兵在家书中写道：“想到惨无人道的军阀、财阀，就不想牺牲。”日方据此判断，日本士兵的思想消沉，“完全是受到了中国方面思想谋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造成日军士兵逃亡和投降的现象显著增多。1943年日本陆军省的档案显示，该年度日本宪兵统计的陆军各类犯罪中，“投敌”和“逃亡”等与“士气沮丧”相关的犯罪人数激增，达1066人，占陆军犯罪总数（4544人）的23.5%，与1939年相比激增3倍，其中“投敌”人数激增6倍。该档案记载，“最近敌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优待日军士兵的宣传愈加炽烈和巧妙”，一些日本士兵“受此眩惑或抱有一丝希望而投敌”。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正确、人类正义一边开展对日宣传战，以其多样化的手段、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成效，在瓦解日军斗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档案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面向侵华日军的宣传攻势直接导致日军士气低落、士兵逃亡和投降事件增多，有效加速了侵华日军的溃败进程，充分彰显了其在抗日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