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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商周至两汉汉语上古音演变史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智慧，其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文字形态的变迁，更深刻揭示了词义、音韵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材料，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依据。古文字犹如“活化石”，通过分析它们的构形和字词关系，我们得以领略商周时期雅言的遗韵，辨识上古方言的不同风貌，并明晰古音演变的轨迹。
独体字中的标音成分
古文字中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大多数无法为我们提供语音信息。于省吾指出，有些独体象形字具有标音成分，如甲骨文“麋”字作“
”（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10990），是个独体象形字，但“
”既是麋鹿头部的象形，又是“眉”字初文，起标音作用。于省吾还指出，有一类指事字是在某个独体字上附加一种极简单的点划作为标志，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但仍以原来的独体字为音符，而其音读又略有转变。如甲骨文“
”（吏），其造字本义是在“
”（史）的竖笔上端分作两叉形，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史”，而仍以“史”字为声。事实上，古文字中的形声字、省声字、变形音化字、双声符字、假借字、同源字也都隐藏着丰富的古音信息。
声符中的古音信息
古文字中含有声符的字形包括形声字、省声字、变形音化字和双声符字。其中，形声字数量最多，形声字异体对于古音研究尤为重要。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就已超过20%。据黄德宽统计，西周金文中形声字占56.4%，若就新增字来看，形声字占80.8%。李国英指出，《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占87.39%，宋代楷书中已占90%。形声字是古音研究的重要材料。语言中的词，有的是在商周时期假借一个同音字来记录；有的是在商周时期先由象形字、指事字或会意字记录，后来又造一个形声字记录；有的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的异体；有的是同一个时代不同地域造的形声字异体；有的则是不同时代造字活动的累积而形成的形声字异体。
在汉语史上，同一个词在同一个时代也可能用不同的形声字异体来记录。比如，甲骨文“裘”字作“
”（合集2853），是个象形字，我们难以知其读音。甲骨文“裘”字皆用作人名。西周金文“裘”字有两类用法：一类用作掌管衣裘的职官名，见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和廿七年卫盉；另一类表衣裘之｛裘｝。因二者有引申关系，故可视为同一个词。衣裘之｛裘｝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铭文不寿簋，作“裘”，从“求”得声。“求”上古归幽部。西周中期前段的次尊，衣裘之“裘”作“
”，可隶作“
”，这是在早期象形初文的基础上加“又”声。“又”上古归“之”部。从西周金文来看，“裘”的上古音本属幽部，最迟在西周中期前段就已出现“之”部的异读。潘悟云据汉藏同源词藏文kloɡ（皮袄）构拟“裘”的上古音为*ɡu。《说文解字》“裘”字下收古文“求”。传抄古文中以“求”为“裘”的例子有《尚书文字合编》1例、《集篆古文韵海》3例。此皆可为潘悟云的构拟提供佐证。战国楚文字资料中“裘”也有“之”部和“幽”部两类。如战国早中期安大简《诗经·终南》：“冬南可又，又柚又某。君子至止，䋮衣
裘。
女渥庶，亓君也才。”“裘”与“之”部字“又”“某”“止”“才”押韵。望山2号楚墓竹简第49号简文：“其二亡童皆紫衣，皆赤□□，皆颈素之毛尤（裘）。”“裘”假借“尤”为之。“尤”为“之”部字；清华简七《赵简子》9“冬不裘，夏不帐箑”，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189壹“梦：甲乙梦被黑裘衣寇〈冠〉”，句中“裘”字皆从“求”声。从秦楚文字资料“裘”字皆有从“求”声的写法来看，在战国雅言读音中“裘”读“幽”部，读“之”部的当为楚方音。在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中，“之”部构拟为ɯ，“幽”部为u。ɯ是后高不圆唇元音，u为后高圆唇元音，二者只是圆唇不圆唇的区别。在西周“裘”的读音应有*ɡɯ和*ɡu两种读音。*ɡɯ的读音保留在战国楚方音中，而战国雅言仍保留*ɡu的读音。传世典籍《先秦韵语》中“裘”多和“之”部字押韵，是因*ɡɯ和*ɡu两种读音在竞争过程中*ɡɯ占上风，成为通语读音。
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的语音常常会发生变化，当音变发生后，古人就另造新的形声字来记录，于是出现形声字异体。比如，“狐狸”之“狐”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单育辰释合集10220号卜辞中的“
”为“狐”字。刘钊师主编的《新甲骨文编》释“
”（合集10982正）为“狐”。单育辰认为，此字的左边形体就是“狐”的象形，右边则是“壶”字，用作声符。我们认为，合集10220号卜辞中的“
”字有可能是“狐”字，但“
”在合集10982正卜辞中用作地名，难以确定是不是“狐”字。甲骨文有字作“
”（合集37471），从犬、亡声，可隶作“
”。目前学术界有释为“狐”“狼”“
”三种意见。郭沫若认为，“它辞有言‘获
鹿’者，自是狐鹿。狼与鹿不能同时获得也”。张秉权亦主释“狐”说，认为狐皮可以做裘，所以狩猎的人乐于捉获。姚孝遂在《甲骨文字诂林》中加按语曰：“字当释‘狐’。卜辞多见田猎获狐之记录，而其繇辞皆曰‘吉’‘弘吉’‘大吉’，此不得为‘狼’……卜辞记田猎‘获
’之事极多，而一次竟高达一百六十四头。陈梦家谓殷墟发掘未见狼之骨骼，是‘
’当释‘狐’之旁证。”“
”为“狐”字初文说可信。与“
”有关的卜辞确实常与“鹿”同时出现，且繇辞称“吉”者数量甚多，如合集37471号卜辞曰：“□□[卜]，贞王田于鸡，往来亡灾。[王占曰]：引吉。兹御。获
八十又六。”合集37416号卜辞曰：“辛巳王卜贞，田，往来无灾。王曰：‘吉。’获
三、鹿二。”上文我们提到，西周有专门管理皮裘的职官，可见商周贵族十分流行穿皮裘。而狐皮是他们用来做皮裘的主要材料。
从“瓜”声的“狐”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龙岗秦简第34号简文：“取其豺、狼、豲、貈、狐、貍……”；曾侯乙墓楚简第5号简文“狐白之摄”。“狐白”指狐腋下之皮，其色纯白。甲骨文“
”和战国“狐”当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由于语音发生变化而用了不同的形声字。“狐狸”之“狐”在商代的读音是*m-qwaaŋ，战国时期发生*m-qwaaŋ>*ɡwaa音变，因此改用“瓜”作声符。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所造的形声字异体，有的揭示了方音差异。比如，“闻”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闻”都是象形字，无法提供语音信息。战国楚系文字“闻”或沿袭西周金文之形，或从“耳”“昏”声作“䎽”。晋系的中山王鼎“闻”字亦作“䎽”。“䎽”在楚简中用来记录“问”，可知在战国雅言语音中“闻”的读音是*mun。齐系文字和秦系文字则从“耳”“门”，声作“闻”，由此可知，在战国齐方音和秦方音里“闻”的读音变成*mɯn。白一平、沙加尔认为，“闻”从“门”声是音变后新造的形声字。
《说文解字》收录的省声字共有328个。黄天树指出，甲骨文中也有省声字。我们可以“麟”字为例说明。甲骨文“麟”字作“
”（合集36481），从“鹿”，“
”省声。今本《诗经·国风·周南·麟之趾》：“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在安大简《诗经》第20号简中作“
”，东汉熹平石经作“麟”。《说文解字》：“麟，大牝鹿也。从鹿，粦声。”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麟，大牡鹿也。从鹿，粦声。臣锴按：《书》《传》多以为麒麐字，讹变，古或假借也。”“麟”指大牡鹿，与《说文解字》“麐，牝麒”之“麐”所指不同，不是一字异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麐者，麟之或字”，不可信。在商代，“麟”的读音是*m.rɯn，在西周雅言中发生*m.rɯn>*riŋ音变。从“粦”声的“麟”是音变后才造的形声字异体。
假借现象在甲骨文中已经十分常见。语音中的某个词，由于没有专门为它造字，所以假借一个同音字来记录。后来，由于语音发生了变化，所以新造一个形声字来记录。比如，与“远”相对的“迩”这个概念在商代就已出现。｛迩｝这个词在甲骨文中假借“
”来记录。如合集补编10395号卜辞：“于远
；在
（迩）
。”“
”从“犬”，“埶”省声。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如大克鼎铭文：“柔远能
（迩）。”由此看来，｛迩｝在商周雅言的语音中声母*ŋelʔ。战国楚简有四种情况。一是用“
”或“埶”来记录｛迩｝，这是沿袭了商周的用字习惯。二是用“
”或“逐”来记录｛迩｝。“
”当是在甲骨文“
”（合集29336）基础上加动符“辵”简省而成。“逐”可视为从“辵”，“
”省声。三是用“迩”或“尔”来记录。“迩”与《说文》古文同，与齐文字“
”构成异体。四是假借“而”来记录｛迩｝。前两种用字都是沿袭商周文字，表明在战国雅言语音中｛迩｝的读音仍为*ŋelʔ，后两种用字则是战国时期的创新。从齐玺用“
”记录｛迩｝来看，在战国楚方音和齐方音中，｛迩｝的声母都已发生*ŋelʔ>*ȵelʔ音变。
刘钊师对变形音化进行了定义：变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古文字资料中变形音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甲骨文“眾”字作“
”（合集67正），象聚众人于日下之形。字或作“
”（合集58），上部变形音化从“公”声。《说文解字》：“伀，志及眾也。从人，公声”，以“眾”训“伀”乃声训，亦可证“眾”的上古音确实与喉牙音有关，当构拟为*kljuŋs。
宋代郑樵《六书略》“谐声”字里有一类是“母子同声”，如“啎”“
”“
”“斄”“孳”等。郑樵所谓“母子同声”是指两个构字部件音同或音近，即我们所说的“双声符字”。甲骨文中就有双声符字，如甲骨文“盧”字作“
”（合集19957反），又加“虍”声作“
”（合集32969）。“
”是个双声符字。“盧”在商代的读音当构拟为*ɡ‧raa，后来前缀脱落，变成来母字。
同源字中的上古音密码
同源字是指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孳乳分化出来的一组构形上有联系的字。其中有的在字义和字音上也有联系。这类在形、音、义上都有联系的同源字也能为我们探索上古音提供线索。比如，“土”与“社”是一对形、音、义都有联系的同源字。甲骨文“土”字作“
”（合集34190），象封土之形。卜辞中除了用作“封土”“疆土”之义外，还表“社稷之神”的“社”。如合集34184号卜辞曰：“贞：王告土（社）。”西周金文未见“社”字，宜侯夨簋仍假借“土”为社。战国文字始见“社”字，作“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164）。据“土”与“社”的同源分化关系，可知上古音“土”的读音为*daa，“社”为*dja。
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都来源于上古汉语，探索现代汉语的来源离不开汉字，特别是古文字。因为字里藏音是汉字的特点。研究汉语语音演变史与汉字的关系，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靠的学术支撑。推广汉字文化，既要讲清楚汉字字形的演变轨迹，也要阐明语音的演变历程，唯有形声互证、古今相参，方能在方寸间窥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