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加全：历代大型字书与汉字传承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大型字书传承与发展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历代大型字书作为纂集历代汉字形体的重要工具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宝库的钥匙。

历代大型字书概览

历代大型字书是指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间出现的部头庞大、收字宏富且以分析字形、说解字义和辨识读音为目的而编纂的辞书，是相对于历代的韵书（按韵目编排汉字的辞书）、雅书（解释古代词义的辞书）、音义书（专门为解释文献典籍中疑难字词的音义而编纂的辞书）而言的，主要有汉许慎《说文解字》、梁顾野王《玉篇》、宋陈彭年等《大广益会玉篇》、辽释行均《龙龛手镜》（包括朝鲜本《龙龛手镜》）、宋司马光《类篇》、金邢准《新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金韩道昭《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明章黼《直音篇》、明佚名《新校经史海篇直音》、明李登《详校篇海》、明宋濂《篇海类编》（旧题）、明汤显祖《五侯鲭字海》（旧题）、明梅膺祚《字汇》、明张自烈《正字通》、清吴任臣《字汇补》、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等。这些字书在中国辞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或广为使用、人所共知，或虽声誉不著，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亟待研究。在发展进程中，它们有先后继承的关系，可以对其进行传承与发展的历时比较研究。

历代大型字书研究的动态回顾

近代以来，学术界认识到历代大型字书的重要价值，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董莲池《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是资料性的集大成之作，涵盖了《说文解字》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形体、义训为主体。胡吉宣《玉篇校释》、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蒋冀骋《说文段注改篆评议》《〈说文解字〉注音释义研究》、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柳建钰《〈类篇〉新收字考辨与研究》、熊加全《〈新修玉篇〉疑难字考释》《〈玉篇〉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等，对历代大型字书的字形、字音、字义及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首次系统运用俗字理论对《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中转录自历代字书中的俗字加以清理和考释，是字书俗字考释的代表作。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疑难字三考》，对《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转录自历代字书中的疑难字进行考释，是继《汉语俗字丛考》之后的经典之作。总体而言，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对历代大型字书的研究已涌现出很多成果，在版本甄别与文本校勘、文字考释、引书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为历代大型字书整理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如尚未从历史角度对历代大型字书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实证探究 历代大型字书传承与发展

    历代大型字书多以前代字书为基础，通过不断增收字形编纂而成。许慎《说文解字》收字10516个，顾野王《玉篇》收字16917个，《大广益会玉篇》收字22620个，《四声篇海》收字54595个，等等。由此可见，相较于前代字书，后世字书收字往往越来越多。新增字大多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不断产生的新字形。同时，相较于前代字书，后世字书收录汉字的音义内容也会因各种因素影响而有很大变化。由于历代字书的编纂以贮存字形和增收音义内容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必要的考据工作，因而前代字书编纂中的失误往往被后世字书承袭。再加上后世字书在编纂与刊刻的过程中又会不断产生新的失误，导致后世大型字书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对历代大型字书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需要在全面比勘历代大型字书诸多版本的基础上，选择最为精善的版本，全面测查字形、字音、字义的传承与发展情况，并对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考释。例如“”字，《新修玉篇》卷一《一部》引《玉篇》：“，胡登切。常也；久也；亦州名。春秋时鲜虞国地，汉为恒山郡，周武帝置恒州，因山以为名。《尔雅》曰：‘恒山为北岳。’同作恒，古文。”同书卷一《二部》亦引《玉篇》：“恒，何登切。常也。《易》曰：‘恒，久也。’亦州名。春秋时鲜虞国地，汉为恒山郡，周武帝置恒州，因山以为名。《尔雅》曰：‘恒山为北岳。’又姓。楚有大夫恒思公也。，上同。，上《篇》，下《韵》，并上同，古文。”《说文》《玉篇》等前代字书未收此字，《四声篇海》《直音篇》《详校篇海》等后世字书亦未收，可见，《新修玉篇》谓引《玉篇》，所言非是。据《新修玉篇》可知，“”即“恒”的俗字。其演变过程应是：“恒”字《说文》古文作“”，可隶定作“”，《集韵》明州本隶定作“”、曹本隶定作“”，“”当是“”字进一步讹变、类化的结果。之所以作出“”即“恒”的俗字的判断，是利用《新修玉篇》这一书证材料并根据字书传承关系和汉字字形演变规律推断出来的，因为“”字来源于《余文》，《余文》是在《广韵》和《集韵》的基础上编纂的，那么这个字形一定跟《广韵》和《集韵》有关，根据传承关系，“”是“”的讹变，“”是“”的讹变。再如“煄”字，《玉篇·火部》：“煄，之陇切。”“煄”当即“燻（熏）”字之俗。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一《大乘起信论》卷上：“习，上训惮（恽）反。《考声》云：‘熏，热也。’《说文》云：‘火气也。’从黑从屮作。今俗作熏，行用已久难改，亦作煄。”此即其证。文献中也不乏“燻”俗写作“煄”的例子，此处从略。元刊本《玉篇》训“火烧起”，非是。此例作出“煄”当即“燻（熏）”的俗字的判断，则是利用慧琳《一切经音义》这一书证材料，并根据俗字变易规律及相关文献用例而推断出来的。

挖掘阐释 历代大型字书传承发展规律

    对历代大型字书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需要全面测查分析字形、字音、字义的传承与发展情况，系统考释传承与发展的具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历代大型字书传承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全面分析与探究。例如“”字，《玉篇·攴部》：“，巨宜切。杈也。”《说文》未收此字，该字当为宋人据俗书所增。《广韵》平声支韵渠羁切：“，木别生也。”述古堂影宋钞本《集韵》去声泰韵博盖切：“，物衺舛也。”宋刻《集韵》、扬州使院重刻本《集韵》亦作“”，《汉语大字典》引《集韵》作“”，“”即“”字转录之误。“”和“”音同，“杈也”“木别生也”训异义同，又“支”旁、“攴”旁形近，俗写常见讹混，“”“”即为一字之变。《说文·木部》：“枝，木别生条也。从木，支声。”“枝”，《广韵》音“章移切”，《集韵》又音“渠羁切”。“木别生条也”与“杈也”“木别生也”也属训异义同，故“”“”与“枝”音义并同，又“木”的《说文》小篆作“”，“”“”左旁所从之“巿”当即“木”字篆文错误楷定而致，“”“”并为“枝”字之俗。《集韵》改音“博盖切”，当因不识其为“枝”字之俗，而又见其从“巿”所作妄改。所以“”“”是对“枝”字篆文误作楷定产生的俗讹字。再如“錀”字，《玉篇·金部》：“錀，力屯切。金。”《说文》未收此字，该字亦当为宋人所增。《正字通·金部》：“錀，讹字。旧注音伦，金也。误。”《正字通》所言当是。《大正藏》本宋集成等编《宏智禅师广录》卷第四《明州天童山觉和尚上堂语录》：“石女掣开金锁錀，木人拨动玉轮机。”从文意来看，“金锁錀”即“金锁鑰”，“錀”即“鑰”字俗讹。《可洪音义》卷一九《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第一百一十四卷：“錀，音药。正作鑰也。”此亦其证。故“錀”当即“鑰”字俗讹，“錀”是由“鑰”经过字形讹变而产生的一个俗字。“錀”，《玉篇》音“力屯切”，当因望形生音而产生的误读；又《玉篇》训“金”，当因望形生训而产生的误训，所以《玉篇》该字音义都不可信。又如“鏆”字，《玉篇·金部》：“鏆，古玩切。穿也。”《玉篇》训“穿也”，不确。《篆隶万象名义·金部》：“鏆，古换反。钏。”《篆隶万象名义》是以原本《玉篇》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可见原本《玉篇》亦训“钏”，今本《玉篇》训“穿也”，当因“穿”“钏”音同而产生的误训。《新撰字镜·金部》：“鏆，古奂反。钏也。”此亦其证。敦煌本《王韵》去声翰韵古段反：“鏆，臂环。”故宫本《王韵》、故宫本《裴韵》与《唐韵》《广韵》并同。“臂环”即“钏”。此亦为其证。《新修玉篇》《四声篇海》转录《玉篇》之训而未作校正，有失考证。《直音篇》《详校篇海》等后世字书亦收“穿也”这一义项，都因承前而误。通过这几个例字的具体考释可以看出，历代大型字书有些字形是因楷定失误而产生的，有些字音是因望形生音而产生的，有些字义是音同误换而产生的。当然，历代大型字书传承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极其复杂，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几种情况略作说明。

历代大型字书研究前景展望

历代大型字书收录了历代重要的汉字字形，并承载了丰富的音义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辞书学、文献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尽管学术界已经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历代大型字书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疑难文字考释。由于编纂失误与传抄失误，历代大型字书存在一定问题，尽管前人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量考释，但仍有未予考释的内容，应加强对这些疑难字形的全面清理和研究。例如，字书中存在大量因楷定失误、形近讹混或音义误植而产生的俗讹字，此类问题需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材料及域外汉字进行交叉验证。二是加强理论探索。尽管已经在文字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应在字书传承发展理论研究、近代汉字演变规律研究以及汉字规范化理论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例如，历代字书的编纂体例、收字原则、音义标注方式等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语言观与文化观，需结合社会发展史、思想史等背景，构建“字书编纂史”的理论框架。三是注重文化阐释。历代大型字书记录了历代重要的汉字字形，对其进行文化阐释不仅可以探明许多汉字的前世今生，也可对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例如，字书中收录的历代汉字字形、外来词、宗教术语及科技新字，可揭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与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字书与经学、史学、民族融合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构建汉字文化的多维阐释模型。

总之，历代大型字书研究既需深耕传统考据之学，亦需拥抱新技术与新视角，在文字考释、文献整理、理论建构与文化阐释中寻求突破。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激活这一文化宝库，为汉字研究与中华文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