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完整文献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²”）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15卷23册于2012年全部出版，马克思为撰写这部巨著而留存下来的全部手稿得以完整面世，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复杂的资本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手稿群”中，居于首位的是“1857—1858年手稿”。这是马克思为应对当时发生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危机，试图“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的成果。从文献学视角对这部手稿的情况进行梳理，可以为系统而深入的思想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及其文本的特殊性
从1856年下半年开始，欧洲和美国遭遇了一场普遍性的经济社会危机。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决心有所作为。他为自己设定了“双重”任务：一是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二是深入研究“当前的危机”。
借助自1843年其思想发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以来“黄金十五年”探索的积累，马克思开始了艰苦的思考和写作。1857年7月，他在一个笔记本（即下文提到的笔记本Ⅲ）上写下了7页关于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著作《经济的和谐》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思想的评论（后来为其加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标题）。从8月23日至当月末，他又在另一个笔记本（用字母M标示，共44页）上写下了24页阐述其经济学著作大致思路、框架和方法论的“导言”。随后，从1857年10月中旬至1858年5月末，马克思在7个笔记本上写下共计316页的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探索的主体成果——“货币章”和“资本章”。他用罗马数字Ⅰ—Ⅶ对这7个笔记本进行编号，其中：笔记本Ⅰ有48页，约写于1857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笔记本Ⅱ有29页，写于1857年11月；笔记本Ⅲ有45页，除前文提及的“巴师夏和凯里”部分外，其余内容写于1857年11月29日至12月中旬；笔记本Ⅳ有53页，约写于1857年12月中旬至1858年1月22日；笔记本Ⅴ有33页，写于1858年1月22日至2月；笔记本Ⅵ有44页，写于1858年2月；笔记本Ⅶ有64页，写于1858年2月末至5月末。其中，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前7页属于“Ⅱ. 货币章”；从笔记本Ⅱ第8页开始至笔记本Ⅶ第25页为“Ⅲ.资本章”；从笔记本Ⅶ第26页到第62页是对这两章内容的“增补”；第63页是马克思新拟定的“Ⅰ. 价值”；第64页则是对一部书的摘录，题为“金称量机”。此外，在撰写上述手稿期间，马克思还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2月编写了3本关于当时危机的摘录和笔记。
1858年6月，马克思在笔记本M的第23—33页上为上述笔记本Ⅰ—Ⅶ的内容编写了“索引”。此时，他初步决定以“五个分篇”（后演变为“六册计划”）来撰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约从1858年8月至10月，马克思撰写了“第一分册”中第二章“货币”的初稿片段和第三章“资本”的开头部分。此外，从1856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通信。
当时马克思还处于思想的实验和摸索阶段，因此，上述手稿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为自己理清思路、辨析问题而写作的。马克思“使用了头脑中拥有的一切工具和观点，乐于释放自己的意识流，以表露各种可能性和潜在的相互关系”。这导致很多研究者感到，它“难以理解、令人生畏、使人困惑”。可以说，这部手稿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走进马克思思想世界的通道，同时也对解读者提出了能力和耐心的双重挑战。
“1857—1858年手稿”的流传、出版与名目之争
上述手稿中，“巴师夏和凯里”以及笔记本Ⅰ—Ⅵ的原件收藏于俄罗斯莫斯科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现更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导言”、“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笔记本Ⅶ和“危机笔记”原件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这些文献在马克思生前均没有发表过。后来，考茨基在整理《资本论》第四卷时偶然发现了“巴师夏和凯里”和“导言”手稿，将其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903年第21卷和1904年第22卷上。1923年，梁赞诺夫查阅保存在柏林的马克思手稿时，发现了上述8个笔记本。他对其进行了拍照，并将微缩胶卷带回莫斯科。之后，苏联文献专家开始了细致的文字辨识工作。1936年，他们获得了8个笔记本中的6个原件，这为后续段落编辑工作提供了便利。1939年，“货币章”“资本章”连同重新校订过的“导言”一起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标题为《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941年又推出“补卷”，收入了马克思1850—1851年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摘录和评论、“巴师夏和凯里”、“七个笔记本的索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货币”初稿片段和第三章“资本”的开头部分，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补卷，1850—1859年》。1953年，位于东德的狄茨出版社出版了上述两卷的影印版。MEGA²启动后，经过重新考辨和校订的这些手稿作为第二部分第1卷的两个分册，于1976年和1981年出版。至此，除“危机笔记”和书信外，这部手稿“在经历了100年的孤独后才在1953年让全世界阅读到了它”。
“危机笔记”是马克思在1857年11月至1858年2月期间，以摘录、剪报、笔记等形式撰写的三个关于1857年危机的笔记本。包括“1857年法兰西”（40页）、“关于1857年危机的笔记本”（72页）和“关于商业危机的笔记本”（80页）。马克思按照一定的主题和时间顺序，考察、记录了欧美主要国家和中、印等国经济领域的复杂状况。这些材料被收录于MEGA²第四部分第14卷，于2017年出版。马克思同一时期的书信被收入第三部分第8、9卷，于1990年和2003年出版。
在近150多年的流传、出版过程中，这部手稿的名称较为混乱：MEGA²称其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采用了两种表述，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苏联时期则将其命名为《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补卷，1850—1859年》。这些不同名称下的手稿内容也存在一定差异：有的版本仅包含“货币章”“资本章”，而未收录其他手稿；有的版本则收入了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手稿。鉴于上述情况，可以考虑将马克思这一时期撰写的、与其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计划相关的所有文献统称为“1857—1858年手稿”，且不使用书名号（因为马克思生前没有将其作为一部著作出版的计划），同时避免出现“经济学”字样（因为尽管这些手稿主要探讨资本社会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但是它们也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学说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概言之，这部手稿囊括了以下文献：一是，马克思从1857年8月至1858年5月在8个笔记本上撰写的“巴师夏和凯里”“导言”“货币章”“资本章”以及对这两章内容的“增补”“价值”“金称量机”“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二是，马克思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编写的3本关于危机的摘录、笔记；三是，马克思从1856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就相关问题与恩格斯等人进行的通信。
“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关系辨析
“1857—1858年手稿”地位的确立主要体现在它与《资本论》之间关系的判定上。概言之，有三种观点：一是“初稿说”。梁赞诺夫明确提出了这份手稿是“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的看法。此后，维戈斯基也将手稿称为“《资本论》的最初手稿”。MEGA²第二部分第1卷的前言也指出，这是马克思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的初稿。二是“阶段论”。苏联首次全文出版手稿时指出，它“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一个决定性阶段”。2008年，在手稿写作150年之际，霍布斯鲍姆撰文指出，手稿“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三是“超越论”。20世纪5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发掘”了这部手稿的理论价值，甚至“相信《大纲》（较之于《资本论》）具有异端倾向”。1973年，英译版编辑戴维·麦克莱伦在前言中也认为，“《大纲》不仅仅是《资本论》初步草稿那么简单”，实际上比起其他著作，它“更综合了马克思思想的各种线索”。
很显然，“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更需要紧密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及其思想论证来讨论，这已经超出文献学的范畴。在此，我们仅简要分析这部手稿的框架设计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有四次提及他所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第一次是在“导言”中，马克思将其设计为“五个分篇”：1.贯穿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基本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3.国家“非生产”职能的变化；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
第二次出现在“货币章”中，马克思将上述分篇调整为：1.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商品；2.生产的内部结构；3.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
第三、四次提及均在“资本章”中，马克思先是进一步凝练出近似于“六个分册”的表述：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后专注于其中的“资本”部分，马克思按照“一般性”（货币变成资本、资本和劳动、资本各要素）、“特殊性”（资本的积累、竞争、积聚等）、“个别性”（资本作为信用、股份公司和货币市场）的思路来展示其所涉及的内容。
随后，经过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和“1861—1863年手稿”的撰写，马克思最终将其经济学著述分为两大部分，即“理论部分”和“理论史部分”。理论部分计划为两卷三册，第一卷探讨“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将探讨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马克思在世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去世后，恩格斯根据上述框架体系，将马克思遗留的第二册手稿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将第三册手稿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基于以上梳理和对照，在“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关系问题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这部手稿不能被视为《资本论》的“初稿”或“草稿”。因为如果是“初稿”“草稿”，就意味着《资本论》的具体文字表述应以手稿为基础，并在其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然而，很显然，“1857—1858年手稿”没有提供这样的基础，《资本论》的内容阐发主要是马克思在1863—1867年间的“原创”。其二，这部手稿确立了比《资本论》更为恢宏的结构框架，即“五个分篇”和“六册计划”；而《资本论》讨论的只是其中“资本”部分的内容。尽管其他方面在《资本论》中也有所涉及，但它们远未达到独立成篇的程度。
总之，“1857—1858年手稿”是一座极为丰富、复杂且深邃的思想宝库。基于扎实文献学基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完整的资本理论的理解，还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彰显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