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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余华:秦汉文字研究的三重视角

何余华2024年11月27日08:3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汉至唐朝出土文献汉语用字研究”子课题负责人、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秦汉时期是汉语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汉语词汇由单义向多义、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迅速发展,汉字通过隶变加快了从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迈进的步伐。学术界在秦汉疑难字考释、字体源流考证和构形分析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脱离语言、就文字研究文字的弊病,对字形与音义间的关系、文字的使用语境关注不够,忽略了不少有价值的现象。正如李荣先生在《文字问题》中指出:“可见研究文字,必须结合语言,从字形入手而又不拘泥于字形。”秦汉文字的研究亦然,在分析说解字形时要有语言学的意识,要多从“词”和使用语境的角度考虑问题,重视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和类推机制对汉字构造与使用的影响。

组合关系:字际字内沾染同化

    语言学意义上的组合关系指一个语言单位与另一语言单位同时排列在言语链条上,构成语言要素在现场的组合。秦汉时期,作为记录语言单位的文字符号,受不同词语组合关系的影响,彼此相邻的文字构形相互沾染,出现构形同化现象,从而产生新字形。比如“鱼跃”常组合成词,见《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礼记·丧大记》“鱼跃拂池”。“躍(跃)”字受词语组合的潜在影响,在马王堆帛书中见从鱼作“”。又如“顿首”的“顿”,在居延新简EPT65:98A从“首”作“”;“践祚”的“祚”受“践”字影响,东汉《祝睦后碑》从足作“”;“社稷”的“稷”受“社”字影响,东汉《樊敏碑》从“示”作“禝”;“崔隗”的“隗”受“崔”字影响,东汉《陠阁颂》从山作“”等。有的组合语境可能是宽泛的词语搭配关系,比如表示箭羽的{羽}在秦简牍中出现异体作“”,见北大秦简《算书甲种》17正—18正“具为甲兵筋革,折筋、靡(磨)矢、(栝)(羽),非数无以成之”,“”是受上下文组合同化出现的新字。又如量词{块(塊)}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多称量“肉脯”,用字“塊”随语境改换义符作“”,如肩水金关汉简T23:769A“王子文治剑二百五十,脯一(块),值卌□,钱六十”,T30:053“酒五斗,脯一(块)”。秦汉时期受词语组合关系影响而发生的用字同化现象尤其突出,这与该时期词汇双音化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复合词的结构使其用字也彼此影响,以致出现趋同变化。换言之,词语组合关系是推动秦汉时期许多异体字产生的根本动因。

   从汉字本身来说,单个字符都是由构件组合而成的,字内的不同构件也可能相互影响出现同化现象。如两汉时期“需”字上部构件“雨”受“而”同化,从“需”之字多从“”,见居延新简ESC:11A“繻”作“”,东汉《唐扶颂》“蠕”作“”,《衡方碑》“濡”作“”等。组合整字的构件为体现与音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的也出现过变形义化和变形音化的现象。例如,“遷”字变形义化作“”,见东汉《池阳令张君残碑》“帝简其庸,(迁)池□□(阳令)”,将“遷”字下部改写作“升”,无疑是为了更好体现词语的“升迁”义。“桼”字在东汉《李翊夫人碑》作“”,将字形上部改写成能够示音的“七”。汉代“馘”字异体“”的出现,是由于原有声符“或”不能准确表音,于是将义符“首”变形作声符“國”,如《赵宽碑》作“(馘)灭狂狡”。又如“琴”字《说文》小篆作“”,是个象形字,但东汉《孔彪碑》已变形音化作“”,整字下部变作“今”示音,这种写法沿用至今。通过变换或改造构件的形体,使文字的原有结构朝形声化演变,变异字形可以实现字与词在义和音两方面的紧密联系,进一步促成汉字系统的成熟。

聚合关系:类属成员渗透影响

   聚合关系指具有某个共同特征的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来看,秦汉文字的构形同时受语义聚合和用字聚合关系的影响。语义聚合关系包括意义相同、相近、相类或相反等不同情况,相同语义聚合内一个词语的用字演变规律可能扩散到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身上,汉字系统从义符选取、字形构造、系统调整等不同层面协同推动,强化语义聚合内的词语在用字方面的关联,密切不同用字与语义类别之间的关系。例如,{崇}和{高}具有同义关系,《说文·山部》:“崇,嵬高也。从山宗声。”《尔雅·释诂》:“崇,高也。”西汉时期“崇”出现从“高”、“宗”省声的异体“”,见马王堆《春秋事语》64“是(堕)党而(崇)寿(雠)也”;或从“高”省形、“宗”声作“”,见马王堆《系辞》10下“圣人之所(崇)德而广业也”等。{崇}和{高}的同义聚合关系,无形中推动异体用字的产生。又如{}和{竢}都有等待义,它们的词义相近、用字互相浸染,于是汉隶将二者糅合作“”,如东汉《高彪碑》“人鬼之谋,期朝暮”,《隶释》洪适按语“()即俟字”,“”和“俟”都为“竢”字异体。又如“胎”字在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作“孡”,这也是基于近义关系发生的义符改换。后世字书收录该字,《集韵·咍韵》:“胎,或作孡。”再如{亏(虧)}与{虚}的词义相近,于是“虧”字变形义化作“”,构件“雐”变异作“虚”,见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日月 (亏)代,犹元风力射”。后世碑志较为常见,如北魏《元谭妻司马氏墓志》“动貌无,发言斯正”。

    此外,记录相同词语的不同用字也可以实现类聚,秦汉文字常见将同一词语的不同用字形式糅合成一个新字的情况。有的是将词语的异体用字糅合成新字,比如汉隶出现的“傡”字就糅合了“倂”和“竝”两字的写法,如居延新简EPT8:15“何所来,(傡)索南所”。有的则是将本字和借字糅合,如汉隶“”字是表示容貌义的本字“頌”和借字“容”的糅合,见东汉《鲜于璜碑阳》“秩秩其威,娥娥厥(颂—容)”。又如秦文字存在以“仁”表示{信}的用字习惯,秦文字的“”也就可以看成糅合本字“信”和借字“仁”的结果,见《珍秦斋藏印·秦印篇》379作“”。

这种现象与先秦两汉类聚思想发展成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尔雅》和《说文解字》的编纂体例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类聚思想。《尔雅》遍收先秦常语,按照意义类属分别编排汇释,其中同训、互训、反训、转训的体例都是对意义的聚合。《说文解字》更是以540部将9353个小篆分别系联类聚。秦汉时期,人们对语言文字客观存在的聚合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影响及于对汉字的使用,或是无意中沾染影响,或是有意变换形体凸显聚合关系的共同特征,从而推动新字的产生。

类推机制:系统优化的必然选择

汉字构形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发展向群组发展的演变过程,个体发展阶段更多关注字形与记录对象之间的关系,词语用字歧异、个性化特征明显。群组发展阶段在兼顾字形与音义关系的同时,更多通过强化字际之间的联系,将不同字符以类相属,使系统中的字形结构更加有序化,最终达到结构系统化的目标。秦汉时期的文字虽然将书写便捷化作为主要追求,但是系统优化的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类推机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增加或改换构件体现字形的类属,建立个体字符与系统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通过替换或调整改造,淘汰归并汉字系统中带有个性化特征的形体,不断维护和加强构形的系统性。比如殷墟甲骨文身体部位词多用指事字记录,以曲笔在身体对应的部位进行勾勒指示,或采取直接描摹象形的方式记录。但随着汉字“线条化”“符号化”“规整化”的发展,这些指事字或象形字难以准确指示不同部位,到了秦汉时期特异字形多数被淘汰,换用义音合体字,且以义符“肉”进行系统联属。如{肘}表示上下臂相接处可以弯曲的部位,甲骨文写作“”,以曲笔在手形上勾勒肘部所在,楚文字作“”,将指示性曲笔改成竖笔并增加点画装饰。这种个性化的写法很快被形近构件“寸”归并,秦汉文字增加分类标志“肉”旁作“肘”,实现了与系统的关联。秦汉时期,在从“肉”的义音合体结构的强势影响下,类推产生了大量异体用字,有的到后来直接替换了旧有用字。如表示膝盖义的{膝}在战国秦文字中写作“厀”,东汉时期改换义符作“膝”,如武威汉简《士相见》12作“”,东汉《郑固碑》作“”,例中“膝”字声符“桼”又与“来”讹混。类似地,腦(匘)、脣(唇)、胭(咽)、腂(踝)、(體)等,也都是秦汉时期受此规律影响出现的异体字。

    为了满足书写便捷的需要,秦汉文字一些构件的隶变写法,被文人阶层优选出来,迅速类推到与之相关的诸字中,这就避免了文字书写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局面,从书写角度维护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构件书写形式的广泛类推,客观上推动产生了一批异体新字。比如睡虎地秦简“赤”多作“”,即从大从火作“”,保留了较多篆意,汉隶则多作“赤”,如武威医简87“”。“”参构的其他字也多从“赤”,见“赧”字在阜阳汉简《仓颉篇》34作“”,“赭”在《尧庙碑》作“”,“赫”字在《尹宙碑》作“”等。由此可见,类推机制确保汉隶的构形系统与小篆的构形系统能够传承有序,字词对应明确,让隶变没有从整体上打乱原有的汉字构形系统。

   不过,秦汉时期不合理的类推也产生了一批讹误字,成为异体俗字滋生的重要途径。比如隶变过程中“火”旁常作“灬”,但也出现将形体近“火”的构件都推理作“灬”的现象,如“鱼”字在睡虎地秦简尚作“”,东汉《曹全碑》则作“”,底下的“火”形鱼尾已类推作“灬”。又如汉隶“覀”和“雨”时常讹混,所以见“覆”字作“”(《赵宽碑》),“覈”作“”(马王堆《相马经》10)等,用字者习惯使然,又将含“雨”的构件反向类推作“覀”,如东汉《鲁峻碑》“霸”字作“”等,这种写法在后世流传较广,西晋《石尠墓志》也作“”。可见,隶变过程中的书写变异使得不同字形发生讹混,破坏了有些字形的构形理据,使文字不能按照最初的造字结构进行合理解释。

秦汉时期是汉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阶段,古文字日益式微,新的字形不断涌现并呈现勃勃生机。它们独特的创造和使用方式,映射出古人对语言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认识客观世界、表达情感意愿的途径和方法。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以及类推机制,是我们观察汉语影响汉字使用的三个维度,把握这三个维度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解读秦汉先民独特而严谨的思维方式以及汉字蕴藏的基因密码。

(责编:金一、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