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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甲骨文、金文字词关系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
21世纪，随着出土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古文字中的字词关系。字词关系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用某些字形表示某些词或某个词用某些字形来表示的字词关系系统，往往呈现一定的稳固性。目前，商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疑难字词的释读到了瓶颈期，字词关系的深入研究，将是古文字字词考释的一个增长点。全面展开古文字字词关系以及字际关系、词际关系等研究，通过对它们的系统梳理，归纳出一定时空内的某些用字习惯，据此再去反思以往古文字考释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将会促进古文字的释读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下面以字词关系为切入点，略举几例甲骨文、金文字词的释读。
谈“圃”论“甫”
商周文字中多见的田上有屮之形（下文用A表示），旧一般径释作“甫”，认为是“圃”字初文。金文中上从父下从用的“甫”，一般认为是由A上部变形音化作“父”、下部讹变为“用”而来。这是目前古文字学界最流行且被广泛接受的意见。其实从字词关系的角度看，这是有问题的。从非国族名、地名、人名的用法中考察那些用法比较确定的A系字与“甫”系字的读法，可知两者在西周金文中明显有别。如在表示父亲之｛父｝、“夫人”之｛夫｝时只用“甫”而不用A系字；在表示豆形器自名｛铺｝或出现在“匍有”之｛匍｝中时亦只用“甫”系字而不用A系字。但在表示｛
｝、“搏伐”之｛搏｝时，则只用A系字而不用“甫”系字；在表示义为“布”之｛敷｝时，从没有争议的例子来看，亦都用A系字而不用“甫”系字（搏、
、敷皆属于A系字）。西周金文中属于A系字的“
”共出现14次，属于“甫”系字的“辅”共出现9次，两者用法完全不同。前者皆是用作｛
｝，后者有8次是用作官职名｛辅｝，1次是用作“辅助”之｛辅｝。由此可知，A系字与“甫”系字的使用在西周应该是有严格区分的。从金文资料看，一直到了东周，金文中A系字与“甫”系字才有少数相通的确定例子。从这两系字所表示的词在西周金文中截然不同来看，研究者理应反思“甫”是由A演变而来的传统旧说。其实仔细对比同时期的A系字与“甫”系字的写法，就会发现这两系字在字形演变上亦有着明显不同的演变路径。A与“甫”应无关，两者必是两个不同来源的字。A不能径释作“甫”，它是“圃”的初文。又联系相关资料以及字形演变规律，“甫”可能来源于甲骨文中上从又或父、下从框形或绳索捆缚形的诸形（见于《甲骨文合集》1248+、6813、7064、7825、9504、10315、17925、18231、18969、《甲骨文合集补编》5004等），它可能是“捕”字初文，“捕”是在初文基础上添加意符产生的后起形声字。由西周金文中A系字与“甫”系字的用法差异，还可知西周金文中的“匍有”之“匍”（属于“甫”系字），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将它读作｛溥｝（溥属于A系字）的意见也是有问题的。
说“黄1”与“黄2”
殷墟甲骨文中多见“黄”字，象人突胸凸肚，是“尪”的象形初文。早期的“黄”字上部没有“口”形（下面记作黄1），较晚的卜辞中出现了在黄1上部添加“口”形的“黄”字（下面记作黄2），现在的“黄”字是由黄2演变而来的。金文中黄1、黄2都很常见，研究者一般不太关注两类黄字用法上的差异。其实从金文的字词关系看，黄1、黄2的用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从非国族名、地名、人名的用法中考察金文中的黄1、黄2，可知黄2不仅常用作“黄耇”“黄发”指黄颜色的｛黄｝，还常用作指服饰类“大带”的｛衡｝。黄1都用作黄颜色的｛黄｝（辞例一般为“黄耇”，一例为“黄瓒”），从未用作｛衡｝。由此可见，金文中黄1、黄2的用法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都可以表示｛黄｝。不同的是黄2可用作｛衡｝，而黄1未见此类用法。当黄1、黄2出现在同一篇金文中时，都是黄1用作｛黄｝，黄2用作｛衡｝，见于师俞簋盖、逑盘等。从两者用法有别来看，如果承认黄1、黄2是一字异体，那它们在同一篇铭文中用法上的差别可看作异体分工。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那就是黄2本是一个从口从黄1、黄1亦声的字，也就是说，黄2、黄1也可能是形音皆相关的两个字。
说“昧”解“怽”
金文中“昧”出现多次，而上从未下从心的“怽”字数见，旧一般将“怽”读作｛昧｝，近来研究者或改释作“悖”。从语音方面看，将“怽”释为“悖”是建立在“孛”从“未”省声的基础上的，这值得商榷。“孛”是并母字，“未”是明母字，唇塞音一般不跟明母字相谐。古文字资料中“孛”声字以及与《说文》籀文、古文“誖”相关之字多见，常与帮母字、并母字相通，未见明确与明母字相通之例。《郭店简·老子乙》简10“明道如孛”之“孛”，帛书乙本作“费”，北大本作“沬”，今本作“昧”。研究者有将“孛”读作｛昧｝，也有读作｛
｝或｛
｝。从读音看，读作｛
｝或｛
｝的意见较优。因此，这不能作为“孛”“未”两声系字相通的证据，更何况这还是时代不同的资料。总之，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出土先秦古文字资料中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同时代的资料中“孛”“未”两声系字相通。古文字资料中也没有发现确定的从“未”不省的“孛”字，因此“孛”从“未”省声的意见并没有积极证据。联系相关字形资料，前人或将“孛”看作一个从子从丰以会子孙蓬勃丰盛的会意字并无不可。联系相关金文，释“怽”为“悖”的新说也与上下文的文义不合。金文中“怽”“昧”用法有别，“昧”只用于跟时间有关的“昧爽”之｛昧｝，“怽”只用于发出动作的主语是“人”的｛怽｝，两者所表示的词截然有别，没有一例混淆的例子。因此，据金文的字词关系，可知旧将“怽”读作｛昧｝也是不合适的。｛昧｝表示日不明，｛怽｝表示心不明，心不明进一步引申就是“愚昧”义。结合字形与用法，｛昧｝｛怽｝应该是一组音义皆近的同源词。古书中｛昧｝｛怽｝都用“昧”来表示，用“昧”假借为｛怽｝，实属同源假借。金文中的｛怽｝是隐没、不明一类意思。
胙伯鼎“其弗敢怽朕皇祖”的“皇祖”似应指“周公旦”，这一句实际上是针对铭文前部分“在乃圣祖周公迪有共于周邦”一句说的。据铭文，可知周公旦有功于周王朝，作为其后人的胙伯以周公为榜样，战斗中奋勇杀敌，有所俘获。不敢隐没祖先（名声），故言“弗敢怽朕皇祖”并为烈祖幽叔制作此鼎以纪念这一荣耀的事情。追夷簋“追夷不敢怽先人之B（此字从日从尹从视的初文，B的意义，一般认为与‘显’‘明’‘休’相类）”，B实是名词作宾语，这一句可联系追簋“追敢对天子B扬”一句来理解，追簋“B”是“对”“扬”共同的宾语（追簋这一句可参看金文中习见的“对扬某某休”或作“对某某休扬”），亦是名词作宾语。由“追敢对天子B扬”可知B是需要“扬”的，即天子的圣明等好的方面是需要称扬、奉举、彰显的。同样，祖先的B也是需要称扬、奉举、彰显的，而｛怽｝就是｛扬｝的对立面，因此器主追夷才“不敢”。器主追夷“不敢怽先人之B”，实际上也就是暗含追夷想要“扬先人之B”。册命金文中多见扬王命、扬天子命一类的表述，说明天子的命令需要称扬、奉举、彰显。宋右师延敦“扬天则”说明“天的法则”“天道”也需要“扬”。｛怽｝是｛扬｝的对立面，班簋“唯民亡造哉，彝怽天命，故亡”表明“民”没有“扬”天命，反而是“怽”天命，因此最终导致了“亡”的结果。
说师酉鼎“袤”
师酉鼎“王亲袤C（此字从广从类似玉琮之形，与金文中常见的从宀从类似玉琮之形是一字异体）师酉”的“袤”，研究者或认为训作“长”，在此当是形容王此次赏赐之隆重。或认为读作｛褒｝，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大力表彰的意思。或认为“袤”读为｛褒｝，“褒”意为“嘉奖、称赞”，“袤C”是并列结构。金文中的“C”与相关诸字的释读虽还未取得共识，但它在金文中有一类用法与“休”“赐”相近，这是没有疑问的。“袤C”与金文中的“灭C”可能是并列结构，但由于金文中没有同样用法的单用的“灭”“袤”，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偏正结构的可能。褒是帮母字，袤是明母字，唇塞音一般不跟明母字相谐，金文中“矛”声字没有一例与“保”声字相通者。因此，从字词关系看，“袤”旧或读作｛褒｝的意见值得商榷。
《说文》：“袤，衣带以上。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袤、楙皆从“矛”声，且籒文袤从衣从楙，袤、楙自然音近可通。“袤C”不管是偏正结构还是并列结构，都可以读作金文中常用“楙”表示的｛懋｝。如是偏正结构，则｛懋｝与《清华简（壹）·皇门》简2“乃惟大门宗子迩臣懋扬嘉德”、《清华简（壹）·祭公之顾命》简9“公懋拜手稽首”的｛懋｝用法相同，作为后面动词的状语。“袤C”如是并列结构，则｛懋｝｛C｝都是动词，而兴簋“王对兴楙（懋）”、兴钟“皇王对兴身楙（懋）”的｛懋｝是名词，这与金文中｛C｝｛休｝｛厘｝｛皇｝｛光｝等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是平行的现象。“王对兴楙（懋）”“皇王对兴身楙（懋）”之｛懋｝（名词）与“王亲袤（懋）C师酉”之｛懋｝（动词）的关系，犹如亢鼎“亢对亚C”之｛C｝（名词）与“王亲袤（懋）C师酉”之｛C｝（动词）的关系。因此，师酉鼎的“袤”读作｛懋｝是很合适的，没有必要读作｛褒｝。
在展开字词关系研究并释读古文字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注意不同材质的古文字资料，其字词关系有时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殷墟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一形多用现象，东周金文中存在大量的字形糅合现象。因此，在研究殷墟甲骨文的字词关系时，要特别留意一形多用导致的“一字表示多词”现象。在研究东周金文的字词关系时，要特别留意因字形糅合产生的“一词对应多字”现象。二是注意古文字资料用本字而传世古书相应之字用假借字的现象。如研究者不知晓古文字中表示某个词的字是本字，反而根据古书中本是假借字的字的一般意义去理解古文字中的本字所表示的词，就会在古文字释读过程中造成错误的理解。
随着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对各个时段古文字资料的字词系统、词际系统、字际系统等展开系统的梳理和动态的对比研究后，学术界将会考释出更多的疑难字词，从而为古籍研读、汉语史以及先秦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大量可靠的结论，进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