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权贵：民间契约里的汉字文明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契约文书中的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华文明史上，历代写本文献发挥着源头性、载体性的作用。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契约文书，这些集中书写于宋元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以一种跨时长、分布广、数量大的写本文献形式，构成汉字使用、贮存的广阔领域，连接汉字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键阶段，反映了汉字在民间由文本书写到文化认同的发展传承路径。

契约活动融汇民间书写文化

宋元以后，雕版技术飞速发展，刻本占据古代文献主流，写本文献进一步失去流传空间，手书汉字资料越来越少。但在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活跃的民间，一直保持着手写契约的传统，推动着书写文化的繁荣。

明清时期，契约用纸大多是普通宣纸、竹纸，但不同地域间风貌各异。如成都龙泉驿契约和徽州文书多使用皮宣和毛边纸，这是明代以来广泛用于古籍刊印、毛笔书写的手工制纸，质地柔韧、细腻、薄而松软、托墨吸水性强，这些地区的民间契约纸质厚实，大多是书写考究的官契。比较特殊的是贵州清水江文书，多采用古法造纸术制造的“土纸”，这种古法造纸成色较低、价格低廉，主要用于书写山林、田土买卖和租佃契约，数量繁多。云南契约也主要用当地古法所造竹麻纸书写，工艺流程与清水江大致相同，只是在生料、熟料的发酵中是否添加滑药而略有差异。正因为与地方造纸文化相依存，民间契约常常以“张”为单位，以“纸”作量词，一张纸就是一份契约。如乾隆二十八年《姜凤宇山林断卖契》：“今欲有凭，一字二帋，各执一张，永远存照。”其中，“帋”是“纸”的俗写，“二帋”即“二张”。民间契约这种“就地取材”的习惯，形成了与当地造纸工艺交相辉映的书写文化。

   契约是民间书手留下的第一手墨迹材料，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熟悉了汉字的各种书体，练就了高超的书法技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契约展现着民间书法的整体风貌和地域特色。各地契约可见诸多端庄工稳、结体精巧的小楷、行楷和行草，这些书写规范、精美、水准上成的契约文书可谓真正源自民间的书法作品。例如，徽州文书中有很多契约不仅字迹细密均匀、体势飘逸，并且布白清新、纸卷舒朗，颇具书卷气息。而清水江文书中一份写于同治九年的《龙运宗分山合同》中，每个字都带有草书笔意，如“（之）”“（以）”“（为）”字末笔波折不回锋，“（名）”“（占）”“（合）”“（各）”“（右）”等字末笔浪形不封口，“（珍）”字“彡”画连书等都是草书笔法；而“（手）”“（地）”两字收笔带有挑势，有明显调锋，是熟练的行书笔法。

 契约活动中，人们对各种文化元素的吸收，对汉字书写及审美的追求，展现了民间书写文化的体貌和精神，让契约文书变得质朴敦厚又不失灵活生动，成为来源于民间、蕴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

契约文本存续历代写本特征

民间契约文书是写本文献发展到近代的结晶，在写本传统与文字特点上与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等一脉相承。

   书写没有统一规范，文本中各种书体混杂，繁简不定，古今错杂，并且由于滥用同音、记音字，大量别字异文纷呈叠出，这是写本汉字的真实样态。如各地文书中“至”写作“自”或“字”，“添”写作“天”，“同”写作“仝”，“整”写作“正”，“凭”写作“平”等同音借代的情况俯拾皆是。即便于契约非常重要的数字、地名、人名，也往往用字不定，如数字有时小写“一二三”，有时又大写“壹貳叁”；有时同一份文书，前后文用字也出现交错，如嘉庆十五年《姜廷华等断卖山场杉木约》中“肆拾二两”“十伍年”，嘉庆十年《姜美保断卖山场杉木约》中“杉木叁团”后文又作“三团”等，都是数目字大小写混用。同时，很多汉字在契约中写法多样，如各地文书经常把“出”字写成“”，中间断笔，每每使人误以为两个山字，有时又把“出”写成“”或“”，上面的“山”用重文符号表示，很容易认成“击”字，这是俗写断笔导致文字结构松散造成的，是写本汉字的常见特点。有时同一个字在同一地区的契约中俗体繁多，比如常用字“從（从）”，在清水江文书中就有“”“”“”“”“”等俗写，传世典籍中，汉字“彳”旁常书作“丬”形，而手写疾书又似“氵”，契约中类似如“得”字作“”，“後”字作“”可资比勘，从而获知“從”的演变轨迹：從→→→→，这些情形呈现了汉字书写由楷至行、草的自然流变，是民间汉字形态多样的表现。

清水江文书中的苗侗村寨地图。

图片来源：作者据《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翻拍

  写本汉字的各种书写类型都能在民间契约中找到实例。如增加构形部件，“（山）场”作“”，“（菜）园”作“”“薗”“”，“争（论）”作“”，“（利）益”作“”等。又如，省略表意偏旁，雍正五年《徐氏等卖庄基地白契》：“时值价艮一两九钱，其艮当日交足。”“艮”是“银”的讹省，类似如“（栽）种”作“重”，“议（定）”作“義”等亦其例。又如，偏旁换用，“（耕）种”作“”，“相（干）”作“”，“股”作“”，“拾”作“”，“（四）抵”作“”，“把”作“”，“菜（园）”作“”等都是契约经见的换旁俗字。又如，合文，常见的有“纹银”作“”，“合同”作“”“”等，各地契约皆然。汉字的各种类型几乎都能在契约中见到身影，并且在民间书写过程中发生进一步的演变。

  与历代写本文献一样，民间契约的文字整体风格趋简就俗。例如，省略汉字部件，“两”作“”是省略相同部件；“贰”作“”，“添”作“”是直接省略原字中部分构件。又如，部件简化，“乾”作“”右部符号化作“乚”；“粮”作“”右部用符号“卜”代替；“登”作“”上部用符号“又”代替。在简写过程中，很多字还会使用形体近同的部件，例如“買”作“”，“賣”作“”，“管”作“”等下部都形似“夂”形；又如“望”作“”，“歲”作“”，“路”书作“”等相关部件都简书作“”。多姿多彩的简俗写法，有些在历代写本中已经出现，有些则是首见于民间契约，体现了民间契约对写本汉字的发展与传承。

契约书写凝聚民间汉字智慧

契约文书的执笔人基本都是当地田农、林农，契约书写考验着他们写字、用字的能力，也展现着他们对汉字的认知，闪烁着民间智慧。

一些特殊的字词如“寨（山寨、村寨）”字，清代及以前文书一般都用“寨”，而到民国时出现使用“砦”字的情况，如民国三十六年《姜坤泽等培喜则杉木栽手断卖契》：“立断卖栽手字人本砦姜坤泽、文烈、文泮。”我们知道，“砦”和“寨”在近代汉字史上，曾共同作为“柴”的异体字，如《集韵》去声夬韵士迈切：“柴，篱落也，或作寨、砦。”因同为“篱笆、栅栏”义的“柴”之异体，“砦”因而与“寨”同义，并进一步用作“寨”之“村寨”义。明清典籍中“砦”用作“寨”的异体例证颇多，契约书写者能够准确使用这一对异体字，说明当时的汉字普及程度较高。

更为宝贵的是，我国贵州、云南、内蒙古、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文书的执笔者，他们不仅突破了汉字记忆、使用的困难，并且对汉字书写有较高体悟，通过写和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实现了与汉字文化的接触与交融。例如，加池苗寨契约常见“丿坡”一词，初见不知何意，对比当地文书发现有异文作“撇坡”“白坡”“迫坡”“北坡”等，且苗音“撇”“白”“迫”“北”诸字音近，“丿”音“piě”，正是“撇”的民间写法，“丿坡”即斜坡，记作“丿”既保留了汉字象形的意味，也见证了汉苗音接触的史实。

   民间契约中汉字简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很多是民间书手的贡献。例如，乾隆十七年《姜老井山林断卖契》：“当日凭中定价银足色纹艮（纹银）三两八钱整。”又如，民国三十一年《陈门杨氏姜彩子陈世冬、陈世良卖柴山树木墦地契》：“母子（謪議），情愿将到祖遗土名小冲尚岩坡”中“”“”是“議”的简省俗字，宋元以来，“義”简化作“义”，“言”简化作“讠”，故“議”的简化字今作“议”，但这一进程中，还经历了从“議”到“”和“”的中间环节，简化轨迹是：議→、→议。类似的情形还有“開”作“”，“關”作“関”或“”，“謪”作“”，“識”作“”，“論”作“”等很多，但传世文献鲜少看到这些字形，以至于现行字书《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均未收录。恰巧是这些常见于契约的简体字，透露着汉字简化的具体过程和细节。

民间契约丰富的写字、用字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在民间书写传播过程中，人们对汉字形体特点、变化方式、书写技巧有了更深的实践和理解，不自觉地发展传承了历代写本及其汉字传统。另一方面是契约当事人对汉字所记录的契约内容、语言信息的习以为然，是他们心理认知、文化体验的真实流露。

契约流通表达文化认同

近代民间契约虽出自于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不同文化阶层，但其文本风格、契约内容和书写特点却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原因不仅是身处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古代契约及其效应、精神的认可；更是人们在契约活动中，对汉字的书写方式、表达内容、发展变化的认同，根本上是对作为通用文字与文化载体的汉字的认同。

在契约中，人们对汉字所表达的内涵和文化形成了更为共通的认识。即便在多民族聚居地，各兄弟民族也会遵循汉字的表达习惯，使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词来拟定契约内容。例如，光绪元年《雷连送山场卖断契》：“倘有不明系是送出头抵挡，不涉钱主之事。”其中，“出头抵挡”，福建畲族文书又作“出身抵挡”；土默特、清水江、云南昆明等地文书多作“一面承当”，石仓契约多作“一力承当”，福建厦门文书多作“卖主抵当”，这些字词表达的内涵是相同的，表现出不同地域、民族和方言的人们在汉字书写中的文化认同。

契约让汉字书写向民间下沉，成为人们文化表达、交流的窗口，获得更为庞大的书写群体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契约中对土地、房屋的书写地域特色显著，南方各地契约中的“田”，贵州屯堡地区多为水田、科田；徽州有板田、小买田、大买田；浙江多称民田、垦田，宁波等地把祖上所遗田称祖田、祀田；江西多称田皮；广东通称田坦、沙田，又有围田、潮田、桑田、咸田、洲田、鱼塭等各种形制，展示了各地水土风貌的不同。一些民族地区的契约中，还有大量民族文化的书写，如清水江文书中丰富多彩的民族村寨、地名文化；土默特契约中独具特色的人名景观；畲族文书中的畲汉通婚习俗等，通过汉字书写展示了不同地域、民族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

   契约里的字形都能与历代碑刻、写本、刻本文字形成良好的印证，共同勾勒汉字发展演变的完整面貌。例如，乾隆八年《石仓卖田契》：“其田任凭业，日后并无兄弟子侄二三言说。”据契约套语“任凭买主管业”，我们知道“”是“管”的俗写，这一写法在契约中并不多见，“”下部当是草书变体，敦煌文献“官”书作“”“”等，明清刊刻小说“管”作“”形，可相印证。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揭示了契约汉字与传世汉字的渊源关系，以及汉字在不同文献载体中的演变规律及共性。

汉字文明的发展演化，既要依赖不断流传的文献传播体式，也要依靠不断扩散的书写群体。近代大规模的契约活动，拉近了不同地域、民族、阶层文化沟通的距离，共同书写鲜活的汉字形态演变史、推广普及史。民间大众在书写、简化、认知上的智慧创造为汉字文化认同和汉字文明传承提供了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