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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海经》汇校集释”负责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我们在读陶渊明诗文集的时候，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他的作品有很多异文。如存世最早的陶渊明集版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记载的异文就有700多处。诗文集中的众多异文现象，侧面说明在刻本出现之前的抄本时代，陶渊明的诗文就已广受欢迎。正是因广受欢迎而被频繁传抄，才产生了大量的异文。
从理论上讲，一个作者的原本即稿本，文字应该是固定和唯一的。我们面对陶渊明集大量的异文，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哪一个才是作者的原本？抑或所有的都不是原本，而真正的原本需要学者经过缜密精细的考证去寻求。在多个异文版本中确定哪个才是原本的文字，或是将所有的异文都予以排除而另寻原本，都是异常艰难的过程，同时又是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原本，才能保证我们读到的文字是陶渊明所写的文字，而不是后世传抄者或刻书者的误文。
以陶渊明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两个异文为例，我们来看看怎样取舍异文或重建原本。同时，重建的原本文字和异文之间的演变途径，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则可以大大提高重建原本文字的可信度。
“鴅鹅”误作“鸣鴸”
据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组诗第十二首开头二句“鴅鹅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其中的“鴅鹅”二字，原注云：“一作‘鸣鹄’。”曾集本、苏写本悉同。然而无论是“鴅鹅”，还是异文“鸣鹄”，我们在《山海经》中都找不到对应的文字，显然有误。因此，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本“鴅鹅”虽作“鸼鹅”，但自注却说：“当作‘鸱鴸’。”并引《山海经》为证：“柜山有鸟，其状如鸱，其名曰鴸，见则其县多放士。”汤汉的校改极有可能参考了别的版本，或者参考了姚宽的《西溪丛语》。《西溪丛语》卷下有一大段关于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的解读，解读先引陶诗，再引《山海经》及其他文献予以说明。第十二首所引陶诗作“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可知姚宽所见的陶集版本正作“鸱鴸”。姚宽同样引用了《山海经》为证，并且说：“‘鸱鴸’或为‘鸼鹅’，或为‘鸣鹊’，皆非也。”作“鸼鹅”的异文即为汤汉本所承，而作“鸱鴸”和“鸣鹊”的版本未能流传下来。汤汉的校改得到了后世的积极响应，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和明清两代的陶集大都袭用了汤汉本。
进入现代，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正文仍作“鸼鹅”，自注云：“‘鸼’之与‘鴸’，犹‘辀’之与‘侏’皆同音通借字。‘鹅’当作‘鸱’，因形近而误。”似乎主张“鸼鹅”当为“鴸鸱”之误，与汤汉的校改大同小异。
大部分学者接受了汤汉的校改，直接用“鸱鴸”当作正文，如傅东华《陶渊明诗》、古直《重定陶渊明诗笺》、王瑶《陶渊明集》、王孟白《陶渊明诗文校笺》、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等都是如此，看来“鸱鴸”说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
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公焕本以为首句‘鸼鹅’当作‘鸱鴸’，其实诗的第一个字当从曾集本、苏写本作‘鴅’，第二个字可从李本作‘鴸’。”实际上，前人早有相同的看法，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说：“陶潜《读〈山海经〉》诗：‘鸼鹅见城邑，其国有放士。’或云‘鸼鹅’当为‘鴅鴸’。”袁珂《山海经校注》认为：“为‘鴅鴸’正是也。”又说：“此如鸱之异鸟鴸，或即败死丹朱之所化。”将鴸鸟和尧的长子丹朱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尚书·尧典》云：“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胤子朱启明”一句，《史记·五帝本纪》作“嗣子丹朱开明”，张守节《正义》引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就认为：“‘朱’，在神话中原是一种神鸟……又叫‘鴸’。”从表面上看，“朱=丹朱”，“鴸=鴅鴸”，对应整齐，但一为人名，一为鸟名，二者之间能否画等号还难以定论。即使能够成立，这也只是后世学者的看法，陶渊明无缘得知，因此不可能将《山海经》的“鴸”写作“鴅鴸”。
陶渊明像（清《无双谱》） 作者/供图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宋刻递修本） 作者/供图
然而，无论是有版本依据的“鴅鹅”“鸼鹅”，还是后人校改的“鸱鴸”“鴸鸱”“鴅鴸”之说，拿《山海经》原文来验证的话，都难称密合无间。《山海经·南山经》云：“《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鸣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放士”一词在《山海经》一书中仅此一见，因此陶诗“鴅鹅见城邑，其国有放士”二句一定是根据此节文字来写的。然而，《山海经》明确记载此鸟名字是个单名，叫作“鴸”，和“鴅鴸”无涉；虽然它的形状“如鸱”，但绝不能用连文“鸱鴸”来称呼它，因此后人的校改都难以成立。
那么陶渊明诗的原本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第一个字当取宋刻递修本、曾集本、苏写本所记载的异文“鸣鹄”和《西溪丛语》记载的异文“鸣鹊”，以及和陶本所载异文“鸣鸪”中的“鸣”字；第二个字当取《西溪丛语》所记“鸱鴸”中的“鴸”字，即原本当作“鸣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如此可与《山海经》记载密合无间。可能大家会问，这样的校改能够成立吗？取“鸣”字是有版本异文的根据，取“鴸”字则有《山海经》文献的证据，显然可以成立。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根据郭璞的《山海经图赞》（以下简称《图赞》）来进一步证明这样校改是正确的。《山海经》最早的注释者是东晋的郭璞，他同时还写了《图赞》。《道藏》本《山海经》所附郭璞《图赞》“鴸鸟”云：“彗星横天，鲸鱼死浪。鴸鸣于邑，贤士见放。厥理至微，言之无况。”可以明显看出，陶渊明的这二句诗“鸣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是直接化用郭璞《图赞》“鴸鸣于邑，贤士见放”二句诗的，表明陶渊明十分熟悉郭璞的《图赞》。郭璞、陶渊明以“鴸鸣/鸣鴸”与“放士”相联系，明代杨慎《戎旅赋》：“咏清人之介驷兮，感放士之鸣鴸。”亦以“鸣鴸”与“放士”相联系，可谓诗人之思，千载而潜通。
最后，我们再简单考察一下“鸣鴸”异文演变的过程。“鸣鴸”的“鴸”字或因形近而讹作“鹊”，即成《西溪丛语》所记载的“鸣鹊”；或因形近而讹作“鹄”，即成宋刻递修本、曾集本、苏写本所载异文“鸣鹄”；“鹄”字又因形近误作“鸪”，即成和陶本所载异文“鸣鸪”。“鸣鴸”二字因形近讹作“鴅鹅”，即成宋刻递修本、曾集本、苏写本的正文；“鴅”字又因形近误作“鸼”，即成汤汉本、李公焕本的正文“鸼鹅”；“鴅”字又因形近误作“
”，即成和陶本的正文“
鹅”。可以看出，异文看似纷繁复杂，但其演变的轨迹犹历历可考。《西溪丛语》中的“鸱鴸”则可能是刻书者根据《山海经》所作的校改。
“巨猾”误作“臣危”
据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这组诗的第十一首开头二句是“巨猾肆威暴，钦駓违帝旨”，其中的“猾”字，原注云：“一作‘危’。”曾集本、苏写本悉同。和陶本正文亦作“巨猾”，但注文却作“一作‘
危’”。“巨猾”不见于《山海经》，显然有误。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直接改作“臣危”，云：“‘臣危’一作‘巨猾’，非。‘巨’因形而误，‘猾’因双声而误也。”并引《山海经·海内西经》为证：“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
丁福保的校改有版本异文和《山海经》文献的证据，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已成定论。陶渊明诗中称“危”为“臣危”，可能受到了郭璞《图赞》的影响，郭璞《图赞》小题即作“贰负臣危”。丁氏的校改虽然完全正确，但他关于“臣危”之所以讹作“巨猾”的原因解释却有对有错。他以“巨”“臣”为形近之误是正确的，《山海经》即有此例。《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璞注：“《海内经》谓之‘赣巨人’。”“赣巨人”之“巨”，宋本、《道藏》本、明成化本、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本皆讹作“臣”，可以为证。他认为，“危”“猾”为双声而误，则是错误的，因为二字并非双声关系。我们认为，“危”之所以误作“猾”，还经历了一个中间过程，即“危”字在传抄过程中先误作“花”，因为“危”与“花”行书相近易讹，如《山海经·西山经》云：“槐江之山，其阴多榣木，之有若。”郭璞注：“《国语》曰：‘榣木不生花也。’”今本《国语·晋语八》作“榣木不生危”，可知“花”为“危”字之误，可为之比。“臣危”在传抄过程中曾经误作“巨花”，后人见“巨花”无义，因此改作同音的“巨猾”。“巨猾”一词在东汉张衡《东京赋》中就已经出现，义指大奸之人。其异文演变途径可以简单标示为：臣危→巨花→巨猾，而“臣”字除了讹为“巨”字外，还曾经讹为和陶本所记载的异文“
”，辗转演变之迹亦历历可辨。
从上举两个陶诗异文例子来看，早期版本所记载的无论是原文还是异文，都需重新取舍并参照《山海经》才能得出准确的文本。因此，我们推测，今日所见陶渊明集文本还有不少误文，同样需要参照《山海经》等相关文献进行详细考察，排除误文的干扰，以为学界提供一个尽量趋近于原本的陶渊明集，这是今后陶渊明研究需要着力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