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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注”负责人、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资源。“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在长期的传抄、翻刻等流传过程中，古籍文本难免会出现讹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分门集注》），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但在文本和编排上存在一些讹误和瑕疵。古籍整理要想“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就必须在底本、校本的选择以及校勘方法上精准细致。
整理缘由
宋代号称“千家注杜”，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为杜集整理成果的刊印和流传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目前存世的宋刻杜集仅19部（其中2部尚存疑），而只有其中的2部《分门集注》为完本，其他宋版杜集均为残册或存在阙页补配的情况。
《分门集注》是南宋建阳坊刻本，“写刻雅丽，为建本之至精者”，但讹误和瑕疵较多。《续修四库全书》本提要说：“此书编纂似未经学人之手，纯为坊间书贾所为，粗制滥造，为学者所诟病。”细读文本，发现此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所录杜诗有脱漏和重出，如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实为十六首，脱一首。卷十二《壮游》“国马竭粟豆”下，脱“官鸡输稻粱”句；卷二十《送高三十五书记》“又如参与商”下，脱“惨惨中肠悲”句。个别诗歌前后重复录入，如卷九“外族门”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复见卷二十一“送别门”。二是所集注释多有错误，如卷十五《扬旗》：“材归俯身尽。”王洙注：“鲍昭（照）诗云：俯身散马蹄。”按：王洙注误。此非鲍照诗，乃出自曹植《白马篇》。三是门类琐细且归属不当，编者以杜诗内容所表现的主题，将其分为雨雪门、月门等72门，但由于门类过于琐细，导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作的杜诗被强行割裂，分编于不同的卷次。如卷二十四“花门”的《江头五咏》，仅录《丁香》《丽春》《栀子》三题，却将《花鸭》《鸂鶒》二题编入卷二十三的“鸟门”。
不过，作为现存最早的宋刻杜集纸质文献，《分门集注》在保存杜诗异文和版本校勘、旧注辑佚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传世宋刻杜集，以编年本和分体本居多，分类本极少，此书就属于分类本，为研究者按照诗歌题材和诗歌内容研究杜诗提供了便利。此书还收录了大量的杜诗伪注（主要是托名王洙注、苏轼注），从文献参考的角度出发，这些伪注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从杜诗版本学史上看，此书上承“门类杜诗”，下启“分类千家注”，是“门类杜诗”与“分类千家注”中间一个过渡的本子，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
基于上述考虑，对《分门集注》校注整理，不仅是为学术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原料和思想资源，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充分利用古籍，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甄选底本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因传抄、重刻、注释、批校等原因，常常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因此，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搜异本，再通过认真比较，确定校勘所要用的底本，作为整理的依据。底本选择是否确当对古籍整理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时间较古、内容完整、刻印精良、通行易得、讹误较少，是确定底本的原则。
宋刻《分门集注》现存3部，都属同一版本，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翁同龢藏本，这两种都是足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是仅存三卷的傅增湘旧藏残宋本，后世未见重刻和传抄。20世纪初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即借国图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为底本影印，此后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本也皆以潘氏藏本为底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因属珍贵文物而不易获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质量不佳，书中字体笔画多、墨色或底色深的文字，常常糊成一团，不可辨识。《四部丛刊》在影印时，将原书开本缩小至32开，并对底本部分漫漶的地方或阙字作了描润和补写。唯《中华再造善本》是对底本的原貌影印，高度保持了底本“刻印精良”的特点，且通行易得。是故，通过比较众本，我们在对《分门集注》整理时，就选定《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作为底本。
筛选校本
古籍整理，就是要将底本再次置于著作者创作时的场域中，通过其他相关文献来纠正底本在流传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错乱等等，以期恢复其文本的正确面貌。因此，在校本的选择上，就需要选择那些曾直接或间接影响过底本的文献。
杜集在宋代号称“千家注”，但各书征引的校注成果多有交叉重合；自宋以后产生的杜集文献亦不胜枚举，但这些晚出杜集的文献校勘价值远逊于早期的杜集异文。《分门集注》是在之前的《门类增广集注杜诗》《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以下简称《百家注》）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且其所引注家，亦多见于与其成书时代较近且校注质量颇佳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之后出现的元版《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千家注》）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杜诗补注》），与《分门集注》有极为密切关系。另外，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翰林学士王洙取秘府旧藏及他人所有之杜集，整理编辑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至嘉祐四年（1059），苏州郡守王琪将王洙本杜集重新编定刊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二王本”。这个本子是所有杜集之祖本，此后问世的杜集的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之作，均由此本化出。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广泛搜集前代、尤其是宋代学者的注杜成果，并谨慎地引用，被学界公认为注杜的集大成著作。《四部丛刊初编》虽然与底本是同一版本，但它在影印时对底本一些文字漫漶或阙字作了描润和修补，对个别讹误作了校改，因而亦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分门集注》所引注家以赵次公注最多，而今人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下简称《林辑赵注》）校勘精审，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另外，《分门集注》是杜诗文献专书，而非集大成式的汇编汇校汇注本，因此在校注整理时选择上述几种本子作为校本。
校勘宜慎
古籍校勘的目的是存真，因此不宜轻改文字，但为了恢复古籍本来面目，有时候又不得不校改文字，所以严肃的学者在校勘时，都会采取严谨审慎态度。比如北宋学者彭叔夏在《文苑英华辩证序》中说：他在十二三岁时抄录《太祖皇帝实录》，有一句“兴衰治囗之源”阙一字，认为必是“乱”字，但并未校勘，后来得一善本，原来是“忽”字。正是由于对古籍校勘持审慎态度，才使得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一书取得了显著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叔夏此书，考核精密”，“乃校雠之楷模”。
《分门集注》所征引的各家校注成果，或增删文字，或改动文字，或调整语序，大都非原文引用，所以在校注整理时，凡底本校注文字与他本字异而意通者，一律不校。但若底本校注文字明显讹误，或正文与他本文字不同者，则据他本校勘，出校记。如《古柏行》：“月出寒通雪山白。”校记：“雪，原作宣，字误。据注文及《宋本杜集》《九家注》改。”
《分门集注》所引文献，作者多有张冠李戴之误，为保留底本原貌，一律不改，但出校记予以说明。如《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其一》：“山险风烟合。”王洙注：“江淹赋：风烟有鸟道。”校记：“按：注误，非是江淹赋。乃出自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有许多征引文献的题名省称，为便于读者检核和避免冗复，一律加括号补全，不出校。如《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王洙注：“《（为）萧扬州荐士表》：辞赋清新。”王洙注所引，题目脱“为”字，如不补写，就会误以为是萧扬州《荐士表》，而其作者实际上是任昉。再如《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世故莽相仍。”王洙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云：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卷十四 末页录得题跋 作者/供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残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作者/供图
宋刻本中有混用繁简字的现象，《分门集注》也是如此。如无与無、尔与爾、尽与盡等，为保留底本原貌，对这些繁简字一律不作统一，照底本录入。底本与他本不同的通假字，一律不改，这一校勘原则，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字例》中就已指明：“《史》《汉》文字，相承已久，若‘悦’字作‘说’……不可更改。”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些通假字宜出校。如：卞，《百家注》《杜诗补注》作“辨”。校记：“按：卞通辨。”
在具体的校勘处理中，如遇多种文献可供选择，则认真研读，审慎选择，以最大限度保留底本原貌。如《入衡州》“迁延胝研疮”。“研”字，显系文本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文字讹误，应予以校勘订正。“研”字，元版《千家注》作“胼”，《林辑赵注》作“趼”。从字形上分析，底本的“研”与“趼”字更接近，所以校勘时取《林辑赵注》而舍《千家注》。再如《重送刘十弟判官》“先鞭不滞留”。注文：“刘琨与亲舅书曰：枭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按：这段话是刘琨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出任司州主簿时所说，而其舅郭奕早已于晋武帝太康八年（287）去世，“舅”字当是文本流传致误。《晋书·刘琨传》作“故”，《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作“旧”，都可据改。但“舅”与“旧”，应是同音字而讹，底本原来的文本，应是“旧”字，所以校勘整理时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而舍《晋书·刘琨传》。
杜甫和杜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杜甫诗集的早期刻本，宋版杜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重要资料，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古籍整理要改正其中的文本错讹，让更多的人准确地理解古籍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从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