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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清宫观山志的编纂及其价值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汉魏时期的书籍已经有了图，时称图经和图志。隋唐时期，图经和图志开始盛行。南宋以降，图经和图志渐渐走向衰落，但绘图却在方志中逐渐流行起来。宫观山志，即是由道门中人或相关人员撰、编的记录、反映某处活动场所的志书性文献，其中包括宫观志和名山志两大类型。受方志绘图的影响，宫观山志也出现了图。宋末元初隐士邓牧与道士孟宗宝合编的《洞霄图志》，便有山川形势图，惜乎散佚，真实面貌难以稽考。
绝大多数宫观山志均有图，少者一二幅，多者数十幅。陆柬的《嵩岳志》云：“图实以貌真传远，足迹所不及者，目之可以卧游神往。仰高者峻德，钻坚者凝志，卒之卓丘峻极得所止焉。”绘图具有导览、卧游等作用，不可小觑。宫观山志与世俗方志的绘图，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充分彰显了自身的独特魅力。依据外在形式与表现内容，宫观山志的绘图可分为星野图、地舆图、山川景物图、宫观庙宇祠墓图、人物仙真图等种类。
星野图
星野图即是星象分野图。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或星野；亦即将地上的州、诸侯国划分为十二个区域，使两者相互对应。就天来说，称为十二分星；就地而言，叫作十二分野。永乐十六年（1418）颁降《纂修志书凡例》已有分野之例，其云：“分野，属某州天文某宿分野之次。”星野虽多无稽之谈，但其象征意义不可忽视。正因为星野图代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能昭示皇权，彰显天意，故方志首立“星野门”成为定制。宫观山志从神化道教名山大观的神秘主义立场出发，亦多有设“星野门”者，且有图有文。胡执佩的《黄堂隆道宫志》云：“作志之例，首星野，次地舆，下统于上也。黄堂山虽附于洪都，其分野区域处各有所隶，故悉图之，以见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义。”说明宫观山志天然具有效仿世俗方志的特征，设置星野图的自觉意识。除《黄堂隆道宫志》外，查志隆的《岱史》卷一设有星野图，张崇德的《恒岳志》前有昂宿图、毕宿图、北方玄武七宿图，金桂馨、漆逢源的《逍遥山万寿宫志》卷一有分野总图、紫微垣图、太微垣图、天市垣图，王概的《大岳太和山纪略》有分星璇玑翼轸图等，均属此类。这些宫观山志的绘图，对于传播道教文化与地域文化，都具有直接的助推作用。像其他方志一样，星野图的绘制，同样具有表征王化、确立地方空间与地理归属认同等方面的意义。透过这些星野图，可以窥视道教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与信仰世界的变迁轨迹。
地舆图
古人把大地称作地舆，地舆图即地理图，指描摹土地、山川、城池等地理形势的图。宫观山志中有许多地舆图。例如，朱朗斋的《吴山城隍庙志》卷一绘制有《南宋京城图》，何出光、魏学礼的《北岳庙集》绘有《大明一统图》，胡执佩的《黄堂隆道宫志》卷一有《豫章黄堂宫地舆图》，金桂馨、漆逢源的《逍遥山万寿宫志》卷一之“舆地图”有《逍遥山形胜图》《四周形胜图》《江城名迹图》，何字恕的《类成堂集》卷三有《宾馆田山屋产图》、卷四有葛箴绘的《宾馆天地全图》。受科技水平和测绘条件的限制，这些地舆图尚不十分准确，但都从不同侧面比较生动地反映了宫观、庙宇、山川大势和田产、屋舍概貌。
地舆图不仅是融地理科学与山水绘画艺术于一体的文化成果，也是了解道教名山、宫观历史沿革及其地理范围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更是进一步研究中国道教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重要材料。
山川景物图
宫观山志的主旨之一在于为宫观和道教名山修志，自然少不了山川景物图。山川景物图对于揭示编纂旨趣，弘扬宫观和名山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之，宫观山志十分重视山川景物图的绘制。
宫观山志山川景物图明显地具有数量多、线条清晰、画面生动传神的特点，多是所属时代的版画精品。这些精美绘图，多有图有文，置于卷首，以利于引导游者按图巡景，依次观览。正如宋广业的《罗浮山志会编·凡例》所云：“图说列于卷首，使人按图据说而得其大概也。先总图知全山形势，孰上孰下，孰左孰右；次分图知洞壑肤理，孰险孰夷，孰幽孰显，阅之一目了然，故说虽仍旧而绘事则倍加精详，不敢草草也。”点明了卷首绘图的原因并强调新图比旧图更加精详，可使阅者一目了然，心情愉悦。当然，绘图置于何处，完全根据实际需要，有不少宫观山志的图画便安插于卷中。高自位的《南岳志》便是典型，其云：“揽胜名山，稽图最要，而旧志《衡岳总图》诸峰反未备载。今图较为明晰，七十二峰罗罗井井，岳之四至亦较若列眉。”这种图随文走的绘图，更加突出山水图对于览者的重要作用。
董天工从志必有图的高度看待图的地位，“志必有图例也。武夷层折蜿蜒，其图最为难绘，湘江古歌云‘帆随湘转，望衡九面’。此中变化亦然，故画手稍失向背，便非真面目矣。兹延芝城许君廷锦溯洄曲水，登山遍览，描写较之前志似觉分明”。为了更好地呈现武夷山水之奇绝秀美，董天工与芝城著名画师许廷锦溯洄曲水，登山遍览，绘制的武夷山水图自然较前志分明有秩，妙趣横生。
当然，也有的宫观山志未加山水景物图，张联元的《天台山全志》云：“山志皆有图，而天台延袤既广，图其全则累幅难穷，若写其一峰一峦，则如八景之类，未见全璧。况岚光翠色与时变换，原非图画所能模仿，故不欲漫漶以资唐突山灵之诮。”此处，张联元并不反对山志制图，而是鉴于无论是全图还是一峰一峦图，都难以表现天台山的广袤与秀色，与其迁就敷衍，不如付之阙如。这实际上是对天台山的另一种敬畏，也是对山川景物图更高层次的理解。
山川景物图将道教审美观念、宗教情感与自然之美结合起来，形神兼备，得之自然，义理深远，意趣无穷，形成了自然、质朴、淡泊、灵动的艺术特色。
宫观庙宇图、祠墓图
宫观庙宇是信众隐居修炼、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祠墓是祭祀本宫本观真仙高道的祠堂与坟墓。宫观山志的主旨也在于描述本宫本观的历史与神圣，绘制宫观庙宇图、祠墓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单纯的文字记述难以描摹宫观庙宇、祠墓的规制与辉煌，也不能表达对先贤的崇敬与颂扬，而线条清晰流畅、刊刻精美的图画无疑可以增加道士和信众“对神仙的依赖感、敬畏感、对神圣力量的惊异感、接受神仙保护的安宁感、违教亵神的罪恶感、与神交通合一的神秘感”。道教相信图像具有灵性和灵应，抛开唯心与虚妄的成分，这些宫观庙宇图、祠墓图无疑会给观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或许就是其“灵性”的一种表现。高自位的《南岳志》云：“庙制恢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今庙图胥准之，殿宇衡纵，亭楼高下，俱森然在目。”通过瞻仰这些殿宇衡纵，亭楼高下的绘画，顿生朝天敬神、如登仙境的感受。
宫观庙宇图、祠墓图通常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宫观庙宇、祠墓等建筑物的方位、布局、结构、形制等，比较注重线条的勾勒，关注细节和精确的表达，在绘画史中独树一帜，丰富了传统工笔画的内涵。
中岳庙营建图，载国家图书馆藏情景日昣《蒿岳庙史》（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作者/供图
人物仙真图
正所谓“大道之妙，有非文字可传者，有非文字不传者”，人物仙真图也是宫观山志的重要内容，有传“非文字可传”所蕴藏的大道之妙用。
董天工说，“志必有图例也”，“至于贤像仙迹，宜有山林气象，方似山中人物。许君尤善写真，即先贤遗像，彷其墨迹，而诸仙尤有冲和道气，附于卷首，俾观者展卷起敬，非徒作好事观也。”此处，董天工不仅强调志要有图，而且还提出了绘制山志中优秀人物仙真图的标准，亦即“宜有山林气象，方似山中人物”，这一标准无疑抓住了仙真文化的真谛，可视为评价和衡量仙真图像优劣的普遍性准则。为了使《武夷山志》中的人物仙真图具有“山林气象”，董天工和他延请的画师做了很多努力，以期观者“展卷起敬”。
宫观山志的人物仙真图很多，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与仙真传记并行的绘图，通常把这种传记称作像传，又称作图传。在神仙传记中，经常有插入传主或相关人物图像的形式，这就构成了像传。像传终究属于传记，故有较多的文字。宫观山志借鉴了神仙传记绘图的形式，很好地彰显了传主的神圣性。例如，何字恕的《类成堂集》卷二有葛箴绘天后窥井得符等图二十余幅。林清标的《敕封天后志》同样绘制了天后圣迹图，共五十余幅。像传使天后圣迹生动传神，既增加了图书的可读性，又使本来晦涩抽象的教旨教义得以传播，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
卢湛编著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卷一有图五十余幅，也是宫观山志中比较典型的像传。徐表然的《武夷志略》除了绘制武夷山图、万年宫左诸胜图、一曲至九曲诸胜图外，还绘制了寓贤图和仙真图，均附小传。
另一种是独立的仙真图。这种仙真图没有太多文字，例如，黄家驹的《重刊麻姑山志》麻姑法像图、麻姑仙坛图、七夕群仙宴会图；王禹书的《关圣陵庙纪略》关圣帝立像、周仓像、秉烛达旦读春秋图、独行千里图；周秉秀编、周宪敬重编的《祠山志》程遹绘祠山列圣图像十六幅；朱文藻（朗斋）的《金鼓洞志》吕祖画像；《武夷志略》绘贤十六幅、儒八幅、仙十七幅。这些人物仙真图线条清晰，版式精美，属明清时期肖像画、板画的精品。
概而言之，宫观山志的绘图具有浓烈的道教文化意蕴。这些绘图的题材通常以信仰、宫观、名山、仙真、故事为主，形象而又生动地阐释了道教文化所倡导的以道为本、道法自然、轻物重生、全真保性、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平等向善、悲天悯世、济世度人等思想，倾注了历代高道大德和崇道向道之人对传统道教文化与道教信仰的炽烈情感。通过这些精美绘图，颇能窥视时人的羡仙志趣、隐逸趣向和慕道情怀。
此外，宫观山志绘图具有吸纳百家、兼收并蓄的鲜明特色。道家原本就视“有容”为美德，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道教，融汇百家之学，又不断汲取佛教精华，形成异常庞杂的仙真谱系。与此相映衬，宫观山志的绘图囊括儒、释、墨、阴阳、神仙诸家及各类民间信仰，在内容结构上汲取各派，兼收博采，可谓庞杂多端，异彩纷呈。这是宫观山志绘图的两个鲜明特征。
无论哪种类型的绘图，都使宫观山志形式更加生动，结构更加完善，内涵也更加丰富。宫观山志的绘图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道教典籍中可供发掘的东西非常丰富，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甚至更重要。”作为道教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宫观山志无疑是研究道教史、思想史、社会史的宝贵史料。宫观山志存有大量绘图，对于丰富与拓展中国道教史乃至中国美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显著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