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冬：唐代大驾卤簿中的“甲骑具装”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唐代服饰研究”负责人、西安工程大学教授

江苏丹阳金家村南朝墓出土甲骑具装砖画拓本 作者/供图

唐德太子幕出土彩绘贴金甲骑具装俑 作者/供图

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釉陶铠马作者/供图

东汉蔡邕《独断》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至于“卤簿”一词原意，按唐《封氏闻见记》所云：“卤，大楯也。……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着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卤簿秦汉时期仅指天子出行仪仗，汉代以后范围逐渐扩大，到唐时已是四品以上“皆给之”，而唐代天子卤簿便依汉制加“大驾”“法驾”“小驾”来区别。其中“大驾卤簿”就是专指皇帝在“祀圆丘”“享明堂”等最重大礼仪活动中所用出行仪仗，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仪卫制度。大驾卤簿制度作为唐代礼制建设重要成果被纳入《大唐开元礼》，《新唐书·仪卫上》也赞之“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唐代大驾卤簿虽似取意于“甘泉卤簿”“中朝大驾卤簿”等汉晋制度，实则与北方民族传统浓厚的北魏天赐二年（405）大驾卤簿关系密切。除了大驾卤簿先导“六引”、队仗形状、车舆鼓吹以及门旗制度等与后者承续关系清晰外，还有一点就是“十六卫”禁卫军人数较汉晋制度大幅增加，规模达九千八百余人、占大驾卤簿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这些禁卫军的武备与服饰制作极为精良、华丽——以致常有人勤务后私藏不还，甚至闹到了要敕旨查惩的地步——特别是名为“副仗矟翊卫”“外铁甲佽飞”的两种甲骑具装，因其所处空间位置以及武备、服饰形制特点，成为大驾卤簿禁卫队仗中的视觉焦点。

“副仗矟翊卫”甲骑具装

唐代大驾卤簿有禁卫队仗二十二个，其中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千牛卫和左右监门卫将士围绕皇帝所乘“玉路”构成的队仗，无疑是整个大驾卤簿的核心。在此队仗最外侧左右两厢，各排列了一行由二十八骑手执“副仗矟”的左右骁卫翊卫组成的纵队。这种队仗结构与天赐二年大驾卤簿中“诸王导从在钾骑内”的模式颇似。

翊卫是唐代禁卫军侍卫官，正八品上职官，其品秩虽低但地位颇高，一般由高官子弟担任。另外，副仗矟按《释名》载：“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可知其是一种长约四米的仪仗用马矟（通“槊”）。上述五十六名“副仗矟翊卫”骑兵都装备着甲骑具装，而据《开元礼·撰序例中》，也仅有天子卤簿才能使用这种武备。

所谓甲骑具装，即“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是一种人马俱披铠甲或皮甲的重型骑兵。实际上和人甲一样，战马使用“具装”之类护具历史也非常悠久，公元前18世纪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车已装备马甲，而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战车驭马也配备了皮甲。然而，如果将甲骑具装视为一种体系化骑兵武备，那么除了人、马护具外，武器、战法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西亚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世纪最先使用了人马俱披重甲、以矛槊冲击作战的重装骑兵。由于这种形制在中外皆为主流，有学者推测中国甲骑具装也受到西亚影响，但目前相关证据链条并不完整。

曹操《军策令》曰：“（袁）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可知中国出现人马俱甲的骑兵武备不晚于东汉末。不过当时中原甲骑具装很少，似乎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马铠更多时候是被当作仪仗或赏赐用品。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军队中甲骑具装逐渐开始流行，如前赵刘曜“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皆“被甲乘铠马”，后伐河西张骏“绝其运路”而著大功；东晋名将桓石虔破前秦军，曾一次缴获“具装铠三百领”，前秦甲骑具装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此期相关考古发现也较多，如陕西关中出土的铠马俑、具装俑，敦煌佛窟以及辽宁北票喇嘛洞出土前燕铁质甲骑具装实物等。以上种种表明，甲骑具装此期在北方割据混战中发挥作用较大，这可能与北方地形以及“五胡”政权兴亡多赖部族精兵有关。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后，北魏仍可依仗甲骑具装在南北对峙中保持一定战术优势，以至江左常将甲骑具装直呼为“鲜卑具装”。

然而，甲骑具装由于造价昂贵、冲击战技训练难度高，即使在北朝骑兵中所占比例也并不高。其虽能在一些战斗中给对手带来麻烦，但面对南方的气候地形以及越来越大的战争规模，甲骑具装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应是逐步下降的。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甲骑具装应对突厥高速机动的骑兵战术更显力不从心，便很快淡出了实战领域。不过，甲骑具装人马俱甲、长矟掠天的视觉威仪感始终拉满，完全适合担当盛世天子车舆的扈从仪仗。

关于“副仗矟翊卫”甲骑具装的具体形象，“号墓为陵”的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一批天子规格的彩绘贴金甲骑具装俑可资参考。这批具装俑右臂均虚拳前伸，推测原先都握有木制马矟。鉴于《开元礼》成书距懿德太子墓仅二十余年，其相似度应该较高。

“外铁甲佽飞”甲骑具装

唐代大驾卤簿在万年县令、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构成的“六引”单元之后，就是由承担“先驱后殿”职能的左右金吾卫组成的禁卫军首个队仗“清游队”。“外铁甲佽飞”甲骑具装二十四骑，则分左右厢、每厢两路纵队十二骑夹道列于清游队后段。

“外铁甲佽飞”和“副仗矟翊卫”虽然都是甲骑具装，但二者除了所属队仗与人数不同外，还有以下显著差别：其一，唐代左右金吾卫军士称佽飞，故可知“外铁甲佽飞”是由士兵而非“副仗矟翊卫”军官担任。“佽飞”也作“佽非”，原是春秋楚国一位曾入水屠蛟勇士的名字。汉武帝时，少府属下“职掌弋射”的精锐号为佽飞，为天子亲军。至唐代佽飞成为金吾卫士兵专名。其二，“外铁甲佽飞”配备的武器是弓箭和横刀，而非一般甲骑具装的马矟。据《唐六典·武库令》载“横刀，佩刀也，兵士以配”，可见其只是一种唐军标配防身武器，故“外铁甲佽飞”主战兵器应该是弓箭，这倒颇合佽飞的汉武古意。

弃矛矟而以弓箭为主战兵器的甲骑具装是一种颇为小众的骑兵武备系统，仅有南朝军队曾经使用，如《宋书·夷蛮传》载，王澄伐“升钱”“柏义”诸蛮，“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载，萧宝卷有“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可能战斗中北方甲骑具装给东晋、南朝军人带来的视觉与心理冲击很大，尽管一直缺乏足够的战马，但他们对甲骑具装却始终孜孜以求。例如，东晋豫州刺史桓伊在淝水之战胜利后打扫战场，收集了不少前秦丢弃的破败“人马器铠”，经数年修缮得到“马具装百具”，临死上交朝廷而获嘉奖；萧道成任刘宋巴陵王卫军司马时，受命讨伐僭立的晋安王子勋，为应急甚至“乃编椶（棕）皮为马具装”，显见是聊胜于无。而江淮自古就以擅用弓弩著称，所谓“江淮弩士”可发箭“贯人毙其后”，将弓、弩这类优势武力与得之不易且数量有限的甲骑具装整合，从而获得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精锐武备便是南朝军人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基于江南的资源局限和战争模式的发展变化，这种弓箭甲骑具装的装备数量应远不及主流的马矟甲骑具装。然而，这并不会妨碍其凭借甲骑具装与生俱来的凛凛雄姿和本土化的优势，进入南朝天子的仪卫体系。江苏丹阳金家村南齐帝陵出土的弓箭甲骑具装模印砖画，就恰好印证了这点。另外，南朝甲骑具装的首服是平巾帻（小冠）而非常见的兜鍪（头盔），唐代大驾卤簿“外铁甲佽飞”可能也继承了此种形制。这倒与“清游队”前段、同样装备弓箭和横刀的四十八骑“虞候佽飞”在首服上显得更加整齐划一了。

唐代大驾卤簿将源于“鲜卑具装”的“翊卫副槊仗”甲骑具装，与具有江南特色的“外铁甲佽飞”甲骑具装并用的制度，应是一种非常讲究而富有深意的安排。将这两种气场强大的精锐武备置于天子乘舆和禁卫军开道队仗，必然大大提升大驾卤簿这一“国家视觉性权威外观”的展示效果与教化效率。“翊卫副槊仗”与“外铁甲佽飞”使用者的身份和所处队仗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映射出脱胎于北朝的唐帝国的光辉征服史，以及一统寰宇的豪迈与霸气。这一点在塑造、强化“李唐乃华夏正统”的社会主流认识和民众集体记忆方面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