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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多卷本）”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盘山志》。 作者/供图
中国古代山岳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山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山岳不仅是自然物质存在，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积淀的土壤，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遗迹重塑了山的面貌，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场域，发挥着广泛的文化效应。名山赖志以存史，历代不断修纂的山岳志书，是中国古代山岳史籍的主体，全面、详细、系统地记载了山岳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是研究古代山岳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中国古代山志的沿革与体例
山志者，志山也。山志是中国地方志中别具特色的类型，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山岳自然与人文各方面情况的专门性志书，也是保存中国古代山岳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文献类型。中国古代山志具有较长的编纂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成书的《山经》，其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山脉，以及发源于这些山脉的河流和附近地域的物产资源。魏晋时期出现不少山岳游记，如东晋释慧远《庐山纪略》等，可视为山志的雏形。唐代是山志的形成时期，现存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李归一《王屋山志》和僧人释慧祥《古清凉传》等。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山志被列入中国传统目录的史部地理类中。明清时期，山志编修进入兴盛阶段。按照较严格的体例进行筛选，现存古代山志有300余种，绝大部分修成于明清时期。
山志与游记、笔记、舆图文献、总集不同。首先要有一定的体例，如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辑录体等，呈现出以类相从的类型化知识序列，是对山岳知识谱系的系统整合。其次，修志者有明确的史学意识，以严密审慎的史学态度，进行史料的搜集、爬梳和考核，体现了文直事核、实录信史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修志者不仅广罗史传邑乘和宗教类文献，而且特别重视实地调查采访，跋山涉水，访问山人，摩崖石刻，手拓录之。省府州县志存一方之史，山志存一山之史，保存了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地理资料。再次，山志与其他方志文献一样，是经过历代不断续修、重修，累积而成的文献类型。通常非成书于一人之手，朝廷和地方官员、文人学者、僧人道士广泛参与编纂，保证了志书的丰富内容和较高的文献价值。同时，不同身份的修志者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权力话语，形塑着对于山的知识生产和山岳历史的叙述。
山志蕴藏古代山岳的政治文化内涵
山岳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空间。山岳文化的形成，源于上古先民对原始自然山体的崇拜。《山海经》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认为山岳高耸，是距离天最近之处，拥有神的灵性，故将山岳视为沟通神人、交通天地的桥梁，折射出古人“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念。先秦时期山岳崇拜逐渐由民间信仰走向官方祭祀，至汉代建立起完整的山岳祭祀制度。《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前61年）“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自此之后，历代帝王封禅祭祀以“五岳”为首的名山，于山岳文化中植入皇权及国家制度元素。古代统治者通过山岳祀典，宣扬治绩功德、祈求国泰民安和皇权永固，赋予山岳以政治意义。以山岳构建统驭天下四方的地理模式，彰显政权的正统地位。
从政教关系角度来看，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古代朝廷管理臣民精神世界的思想工具。历代统治者扶植和利用山林佛教、道教，崇建恩赉、亲临巡典或派遣大臣降香，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例如，清朝统治者支持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以之绥靖蒙藏诸部，稳定边疆地区，使之成为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历代山志中圣制、天章、宸翰、巡典、恩幸等门，记载古代皇帝巡典祭祀和营建名山的过程，收录御制诗文、诏敕，蕴藏了山岳的政治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山志以私纂为主，但也有一部分是官修的。例如，清乾隆年间朝廷组织修纂《钦定清凉山志》和《钦定盘山志》，将山岳叙事与“大一统”理念相结合，着意于皇朝正统论的构建。
山志蕴藏古代山岳的宗教文化内涵
山岳是古代释道信徒心中的“神圣空间”。中国古代山岳文化蕴含丰富的宗教内容，宗教信仰对中国山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山水具有净化人心的作用，山岳地远朝市、林壑秀美、清幽寂静，有助于僧人道士潜心修行，因而中国古代寺院道观多建立于名山胜景之中，形成中国宗教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特色。信徒们将山岳神圣化，赋予其相应的宗教文化品格。道教的“洞天福地”思想，促使东汉时期道士进山修行蔚然成风。魏晋时期，佛教也朝着山林化方向发展，山岳成为佛教各宗派的祖庭和传法基地。六朝以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佛、道三大思想系统为代表的文化，天下名山多为释道所居。僧道开辟山路、建造各种设施，成为山岳开发的先行者，加快了古代山区的开发进程。唐宋以后随着各地区域化进程的加强，适应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而形成了一批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尤以“佛教四大名山”和“道教四大名山”为代表，是信徒们向往朝拜的宗教圣地。
唐宋金元时期修成的山志多为佛教、道教名山山志，寓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明清时期修成的山志中，以佛教、道教为内容特色者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山志多是佛教、道教信众编修的，重点记述山岳寺观，颂扬高僧高道事迹，着意于对山岳地理空间的神圣性建构，蕴含了“再造圣山”的意义，展现传统儒家价值观以外的世俗社会。佛教山志、道教山志是中国古代方志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山岳史与宗教文化的融合是其内容上的最大特点，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是其编修思想上的最大特点。
山志广泛记载寺观建置沿革、建筑、戒律、产业、高僧高道行迹，艺文部分收录一批宗教类文献，是宗教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较之佛教、道教的教内文献，它对宗教道场、宗教人物和宗教文字的记录更加具体而详尽。山志保存了古代山林佛教、道教文化遗产，蕴藏了山岳的宗教文化内涵。
山志蕴藏古代山岳的社会文化内涵
山岳是古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山岳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丰富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将山岳比于君子之德。《诗经·小雅·车辖》中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雍也》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从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到清初遗民，历代隐士或为躲避政治迫害、或因不满社会现实，而不与统治者合作，遁迹山林，以贞厥志，展现出中国文人士大夫不畏强权的高洁品格和淡泊宁静的气质。
魏晋以后，士大夫对山水的审美意识逐渐觉醒，流连于山岳绝佳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形诸题咏，抒发审美体验。山水畅游，是古代文人休闲娱乐的一大选择。从唐代开始，不少书院建立于僻静的山林，此后士大夫于山中讲学问道，成为长期延续的文化现象。山岳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栖息之地。
宋元明清时期，名山的社会影响和文化辐射力不断扩大，深入民间社会，影响百姓生活。山中祠庙、寺院、道观吸引周边民众前往祭祀，是公共的社会文化空间。广大民众从现实生活需求出发，朝山进香，祈年祷雨、降福旺丁、消灾保佑。朝山祈福、参与庙会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山岳广布书院祠庙、名胜古迹、亭台楼阁、佛寺道观等文化遗迹，满足官民士庶的多种文化需求，是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中心。
山志资料丰富、翔实，详细记载了山中历代名贤事迹、文化遗迹和周边广大民众的真实生活。艺文部分广为收罗与一山相关之文献，包括诗赋、游记、碑刻、塔铭、奏疏、公移、墓志、传赞、书札、论辩、序说、题跋、匾联、疏引、民间契约、诉讼文书、官府审语告示，等等。既有士大夫以多种体裁赞美歌颂名山的文学作品，又有大量官私文书档案。山志作为一种地方性文献，蕴藏着山岳的社会文化内涵，对于研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明清山志卷首多有舆图，详尽细致地绘制一山地理形势，高度概括地纳周山形胜于尺幅之中，形象直观地表达文字难以充分表述的地情信息。为人们登山朝谒、观览胜迹指示路径，兼具宗教文化意义、史学价值、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山水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中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记载山岳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山志符合文人审美旨趣。阅读山志，是明清士人体验“卧游”之趣的休闲选择。
山岳乃中华之脊梁，具有观念形态的意义，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重要的凝聚性力量，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深厚意蕴。山岳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融汇之地，是解读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视角，隐含着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宗教、社会发展的诸多线索。山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志是中国古代山岳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态。绵延传续的山志纂修活动，体现出修志者对山岳的历史文化认同，保存了古人对于山岳的文化记忆。对古代山志的充分研究有助于系统阐发中华山岳文化。同时，也能够为当前各地科学合理地开发山岳风景区旅游资源提供参考，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