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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语》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明嘉靖七年（1528）吴郡金李泽远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图片来自《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作者/供图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大团圆，明清说部与戏曲中还形成了“才子佳人相见欢，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以及“善恶果报，毫厘不爽”等的叙述程式。这既是符合大众愿望的文学表达，也强化了大团圆的审美标准。但是，在先秦人们的观念中，却另有一番光景。譬如《周易》从自然现象中得出启示，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同是《周易》，不是以六爻俱得其正的既济卦收尾，而代之以多有缺憾的未济卦，并以此开启下一个循环。《老子》也说：“道沖（冲虚）而用之，或不盈”；“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在《国语》中，这样的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显。
《国语》惧盈思想的正面案例
《晋语九·赵襄子胜翟而不怡》载，有一天，赵襄子正用手抓饭间，忽有差人来报，说手下新稚穆子从翟人那里夺取了今河北唐县的两个城邑。若从今人的观念看来，所求得遂，当然是大好事，可赵襄子却“有恐色”，原因何在？赵襄子说：“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吾是以惧。”赵襄子自问德业不够精纯，眼下享有的福禄已然达到了既有的德的天花板，如果有更多的福禄，也是侥幸，侥幸不是福分。
《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载，在现今甘肃灵台有一个叫作密的小国，国君是康公。可能是这康公比较有魅力，有一天，有三个女孩一齐私奔于他。密康公的母亲强烈反对，因为在她的观念中，好事不能由一人独得，即使是君王，也不能超越一定的度。她以一连串的格言垂诫密康公，“王田不取群”“王御不参一族”，高贵如天王贵胄尚且消受不起，区区一小国之君如何承当得住？若接受了，终必亡。密康公没能抵挡住诱惑，结果“一年，（周）王灭密”，枉费了其母的谆谆告诫。
《晋语》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极为低调的范文子形象。公元前557年，晋国与齐国在现今济南历城区一带有过一场恶战，晋国大获全胜。范文子时为上军之佐，大军凯旋时，其父范武子翘首以待，直到阵列的后面才找到了范文子。他责备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望眼欲穿的吗？”范文子说：“这队伍是元帅郤献子的，我如果走在前面，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的。”后来，晋厉公与一干大臣伐郑，范文子一再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很特别，不是担心伐郑会有闪失，而是认为晋国得手以后会有内争。他还认为，“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如果不是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称晋之德，诸侯皆叛，国可以少安”。所以，若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二选一，不如保留外患。有外患在，群臣才有可能和谐辑睦。因此，他盼望晋国失利，所谓“战若不胜，晋国之福也”；另一方面，其子范宣子越级献计，被他严词诃斥。作为言必屡中的这一类故事，其结尾自然是晋人获胜，然后是群臣厮杀，再然后是晋厉公被弑。《国语》于此还加了一段叙述者语：“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看来，在编者心目中，功烈多、服者众等好事超过了其随美德而来的承受力，也就是常说的德不配福，这福就未必是好事。
《国语》惧盈思想的反面案例
以上是关于惧盈的正面案例。在《国语》中，有两个反面人物的行状深刻而沉重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智（一作“知”）伯与夫差。
《国语·晋语九·知果谏立瑶》这样描述智伯：“瑶（智伯名）之贤于人者五。”也就是说，智伯有五个长项：“美鬓长大则贤”，鬓发乌黑油亮，身材魁梧。“射御足力则贤”，弯弓搭箭，百步穿杨；催马扬鞭，日行千里。“伎艺毕给则贤”，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巧文辨惠（慧）则贤”，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很有感染力。“强毅果敢则贤”，意志坚强，特别自信，还特别有执行力。可是，当他的父亲选择让他做继承人的时候，家族中一个叫智果的人却表示反对。理由是，智伯有不仁之心，如果他用上面五个长项碾压他人，有谁能阻止他使坏呢？如果智伯成为继承人，智家将会灭族。智伯的父亲依然坚持了他的选择，于是，这个智果跑到管户籍的部门改了自己那一支的姓，改成辅。后来，智氏被灭族，整个智氏家族只有改姓辅的一支幸存了下来。在当时的晋国，数韩、魏、赵、智四家最有势力，其中智氏排名第一。仗着兵强马壮，个人素质过硬，智伯怙恶不悛，甚至猖狂到先后向魏、韩二国索要土地。二国慑于其淫威，只能忍气吞声，满足了智伯的要求。智伯见猎心喜，接着向赵襄子要地，可哪知道，正是这个被智伯斥为“恶（貌丑）而无勇”的赵襄子终结了智伯的一路狂奔。在晋阳（今太原），韩、魏两家引汾水倒灌包围晋阳的智氏全军，赵氏从城中杀出，智氏灭亡，事在公元前453年。
吴王夫差，继承其父阖闾的余烈，依仗伍子胥等老臣，先后吞越、败齐、伐楚、挫晋，大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概。单看公元前482年7月在黄河边上与晋国争长一节，《国语》载其排列出白、红、黑各万人的战阵，令晋军大骇，堪称盈满的典型，可是盛极而衰，转眼间国破身死。在刘向的《新序·杂事》当中，记载着魏文侯与法家人物李克的讨论，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数战数胜，如果放在后世，无论就夫差个人才能与运势，还是就吴国的利益而言，都是值得大事张扬的功绩，可是，叙述者却更多的在提醒读者留意光鲜表面之下的矛盾与危机，盈不可久，这是《国语》这一类文献的用意。《周易》屯卦六三爻辞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意为在林中追赶小鹿，没有向导，君子发现苗头不对就打住。如果一味穷追不舍，会有后悔的时候。《国语》这种惧盈的思想观念，就是那个主动打住或者提醒你打住的君子。
从周天子身上总结出来的惧盈思想
从周天子身上总结出来的教训更能体现出惧盈观念的权威性与典型性，《国语·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弭谤》和《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之害》两篇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周厉王盈而后亡的过程。
前者长期被各种古文选本收录，作为开放言路的反面教材，成语“道路以目”就出于此篇。言禁之下，人人自危，道路相见，唯侧目以示意，这是周厉王权威的顶峰。其所借力者乃一干卫地的巫师，巫师因其通神特长，在上古社会享有很高的权威，在《左传》中，如晋国桑田巫、梗阳巫皋、楚国范巫矞似等都深度介入社会政治活动。厉王用卫巫监视谤者，是汉籍文献中较早的政权染指神权并使神权为政权背书的记载。厉王这一举动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周初以来君权神授的观念，并撤除了约束政治权力的最后一道屏障，其意义不可谓小，《周语下》太子晋谓“厉始革典”，此其一也。短期内虽然政权因神权的背书得以巩固，神职人员追逐世俗权力的欲望得以满足，但长期来看，神权被政权上下其手，神权的崇高感也就大打折扣，而政权的逾界横行亦必致颠覆。果不其然，该篇以“三年，乃流王于彘”作结。
任用荣夷公专利，壹山泽，是厉王革典的又一大招，即垄断山林薮泽之利，将本来与贵族、国人共享的自然资源收归中央大宗，是革利权或曰财产权，利出一孔，可视为后世法家贫民、弱民思想的先声。对此，芮良夫当面斥责厉王：“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善终）鲜矣。”厉王不听，其结果是“诸侯不享，王流于彘”。这是“小丑备物终必亡”的升级版，后来《黄帝书·经法·亡论》道出了所以不能备物的另一种理解：“昧天下之利者，受天下之患；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患。”这是责权利对等的早期表达，也可为盈满何以应惧须惧献一解。
范蠡持盈是对惧盈思想的补充与丰富
惧盈以外，《国语》中，伍子胥与范蠡先后提出过持盈一说，后者还有专章讨论。韦昭释持为守，与“守时”相应，但该“守”宜理解为把握，而非固守，若是固守，亦属逆天，盖“时不至，不可强生”，自然，时欲去，亦不容强留。待时、因时、顺时、随时、从时的范蠡，在“时”这个语境中，持盈只是准确把握时机，所谓“得时无怠”是也。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范蠡的持盈思想仍然不出惧盈的范畴，甚至是对惧盈思想的补充与丰富。至于范蠡几次急流勇退，更能证明其对盈满避之如疫疠。《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迎来第二次人生高峰后有一段慨叹：“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抄小路）以去，止于陶。”范蠡的人生选择是对其持盈思想最好的注解，“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其背后是对盈满这种不祥的戒惧惕厉。
综上所述，盈，有个人与部族运势旺盛之义，好事占尽，所谓“备”也。有老子所说的甚、奢、泰之义，孟子不为已甚亦是此意，道家的谦冲、儒家的中庸是对治之道。更多的则是两种或者多种独特优势的组合，如智伯天纵英才又成为继承人，夫差数战数胜，晋国一路凯歌，这最后一类最迷人，也最可惧。按照这种观念，反过来，如果是善盈，则可补齐德的短板，则福寿可随德的精进而增长，此所谓“善盈而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