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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文小说英译的海外评价与接受研究”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梳理当代中文小说英译的历史脉络，探究其传播路径和读者接受，有助于我们理解译介活动中复杂的动因，并以史为镜，更好地回应“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学“走出去”等当下重要的议题。
“送予”和“采撷”：译介模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文学成果也引起了世人关注。国外出版社开始主动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文学“中译外”形成了“送予”和“采撷” 双管齐下的模式。
国内的译介成果以“熊猫丛书”为代表，共计190余种。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文出版社的译介项目相仿，“熊猫丛书”也是由国家机构发起的，但它在主题策划方面有所不同。革命英雄人物不再是主流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其中张洁、池莉、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的小说颇受国外读者青睐。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机会大大提高，但她们在工作、生活和情感上面临新问题，这些都成了女作家笔下的常见题材，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中国视角和诠释。此外，“熊猫丛书”也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学手法，译介了一批受到现代派启发的中篇小说，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建构。
国外方面，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推出了“中国文学译丛”（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Series），还影印了一些国内出版的译本，并向中方支付版税。此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多套中国文学译丛。据统计，1978年之前，国外几乎没有主动翻译出版过当代中文小说，比较重要的英译单行本只有《新儿女英雄传》，而这也是在译者沙博理辗转联络下才促成的。1978年至1999年之间，国外英译出版的当代中文小说占到同期出版总量的近一半；而2000年之后，国外“采撷”的译介量已是国内“送予”量的四倍多。
国外出版社熟悉目标市场的运作和读者需求，能够精准选材，拓展发行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出版社倾向于挑选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作品，文学翻译成为其塑造“他者”的手段。因此，译介流向的转变不意味着要将翻译出版完全交给国外机构。例如，中外双方可以在选题策划、版权投资、编辑发行等过程中开展合作，发挥各自在资源、人才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近年来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出口退税等举措实施了多项文学外译项目，尝试在“送予”和“采撷”之外探索新的译介路径与合作模式。
“谁在读”：读者群体的分化
中国文学的翻译不应止步于“走出去”，更在于“走进去”。不过，读者并非单一、抽象的群体，而是形形色色的个体。基于各自的文学旨趣、文化背景、专业素养，人们对作品的认知和体验存在差异。因此，我们用以下指标来评估当代中文小说英译在不同维度上的接受情况。
其一是译本在WorldCat（在线编目联合目录）上的全球馆藏数量，代表了它们是否步入了世界各大重要图书馆，并在主流社会产生影响。译本被图书馆订购收藏说明业内人士认可其价值，认为它是人类文明进程和文学史发展中值得留存的材料。总体而言，“送予”的效果不如“采撷”，这是因为图书馆筛选书目主要基于文本的经典性和权威度，同时要兼顾其可及性和流通性，而许多中国出版的译本因缺乏经销渠道，其实并未走出国门。
其二是专家书评，代表了译本在学术圈的接受情况。据统计，1949年至今，有关当代中文小说英译本的书评约800篇。除文学研究期刊外，区域研究、民族学、女性研究、宗教研究、艺术、法律等领域的期刊也比较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学者们希望将小说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并为各自的专业领域提供中国案例。
专家书评促进了中国文学与国际学术话语接轨，但是大多数评论致力于探查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历史问题，对中国叙事传统和审美风格的探求欲望不强，有的评论还特别着力挖掘小说中意识形态有争议的地方。因此，对于部分译作的海外评价，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
其三是网络书评，代表了译本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情况。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海外读者一度局限于学术圈，但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学不断交融与互相影响，海外普通读者对“中国故事”也愈发感兴趣，这一点我们通过亚马逊（Amazon）和好读网（Goodreads）的书评走势可窥得一斑。流行文学通常被归为消遣读物，大部分书目的馆藏量很低，也罕有专业期刊评论。但它们符合大众对娱乐性和流行性的追求，因此科幻、武侠、言情等类型文学备受国外普通读者的欢迎。
中国文学“出海”的航路展望
当代中文小说英译在译介数量和模式上已取得很大突破，但中英双语之间的文学翻译出版逆差仍然严重。面对“中译外”的种种挑战，鼓励文学外译的政策不失为一种助推，但可以采取更为灵活和高效的方式，而不是单方面、单向度的“送予”。其实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例如德国和爱尔兰均设有文学翻译的奖项，为译者提供奖金，组织相关工作坊和研讨会，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不管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都是重要的交流途径，推动文学互译，促进文明互鉴。在力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应理性、全面地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无须急于求成。除了文学价值和翻译质量，译本接受的效果还与地缘政治、文化传统、读者偏好等因素密切相关。译本销量或评论无疑是重要的数据，但还要结合时代背景、作品类型、翻译目的等因素综合考虑，并深入分析具体评论的观点、立场和视角。
因此，文化形象在“他塑”的同时仍需加强“自塑”。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读者群体有的放矢，建立多层次、多面向的译介体系，用文学翻译作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载体，以此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