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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魏颢《李翰林集》编纂及其时代根源

张佩2023年01月17日14:4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时期宋人集部典籍的编纂、刊刻与出版研究”负责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副教授

唐代魏颢编纂《李翰林集》,是李白诗文集的祖本。以李白主动交付手稿缘起,由读者、仰慕者魏颢予以落实。其浸润编创双方心血,包蕴诗人对作品发表、形象传播的强烈意愿,编者对这种意愿的积极推动与执行,体现出盛唐文化氛围的厚重与图书活动的空前活跃。

结集缘起,相见泯合

唐五代涉及李白诗文底稿与集结的有:李白将手稿交予魏颢,后者终成《李翰林集》二卷;交予随州贞倩和尚,谓“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未提编纂成集;交与李阳冰,后成《草堂集》十卷;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在《草堂集》基础上,重编文集二十卷。此中,前三回由李白亲自交付,魏颢、李阳冰明确接受编纂嘱托。

李阳冰是李白族叔,时为当涂令。当年,李白从金陵至当涂投奔阳冰。此期所写《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当涂李宰君画赞》,对阳冰充满感激与敬仰,却并无托付结集之意。至腐胁疾重,才选择交与诗草,阳冰《草堂集序》称:“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此实为“托孤”性质。

那么,唯魏颢是白在身体康健、思虑周全的情况下选定的编纂者。细绎《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金陵酬翰林谪仙子》《李翰林集序》及相关文献:颢系出“馆陶魏氏”,为名相魏征曾孙,博通文史;作为道教徒,他隐居道教兴盛的王屋山,深蒙沾溉;作为追随者,他跋涉千里,于天宝十三载(754)访得李白。

两人“相见泯合”,魏颢的气质、性格与态度,为白所看重。文章如子嗣,交予何人自是慎之又慎。颢仪表处事皆不俗,白称其“昂藏出风尘”“知非儓儗人”“必著大名于天下”;从他本乎仰慕,千里寻白的壮举来看,脾性中有一股执着。虽与子猷访戴同起于兴之所至,却更在意访得对方,以表情怀。这种有始有终,爽利勃发,不黏滞于俗务的行事态度,为白所赏。交游过程中,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位凭空而降的友人使白在仕途种种遭际后,感到被人推重的喜悦。从白运笔汪洋恣肆、行运造化且色泽明朗的赠诗中便可窥得,他予对方的赞美纯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因此做出“无忘老夫与明月奴”的寄托,比托付书稿更为郑重。可以说,这个重大选择的做出,首先是“情”大于“理”的。

只是这种推重,被清注家王琦视作“不虞之褒”,白似有不察过誉之嫌。实际上,李白常怀赤诚,于己于人期望甚高。他少时便有“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的执着与挑剔,中年后修改《大鹏赋》更见对创作的谨严、对个人形象的积极维护。后人常以太白诗风浪漫俊逸,又有斗酒百篇的惊人创作力,忽略他对待作品的严正苛刻与悉心保藏。这样的作者恰是对编者期望最高的类型,需要对方充分理解他,理解作品精髓。

承白之托,终成其事

于此,可比对魏序、阳冰序,从编辑整理角度来探索李白集编纂方案与落实。

魏颢提及“经乱离,章句荡尽”,阳冰序则言“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太白诗文稿丧失大半,散佚严重。唐肃宗上元二年(761),魏颢正式着手文集编订。他于绛州偶获太白诗稿,未交代是否完整。缘乎与颢分别后,白于乾元二年(759)“罄其草”授贞倩,则颢所获当不是上元前全部作品。魏颢编纂前“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效果有二:对作品精熟,使集中收录尽可能准确;极便高效完成基本的分类、摹写等工作。

魏颢承白之托,忠人之事,努力弥补损失,执行编纂方案。所谓“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他并不知白已过世,对此前丢失手稿也深为抱憾。首先,卷首为白赠颢作、颢酬白诗,出于“不忘故人”,与今人“向某某致敬”同属一类。其次,为《大鹏赋》。只言一篇作品,却从类型上为“再刊”做出准备。将来若收新赋,当编选入此卷。再次,古乐府诸篇。其他类型,顺延其后。整体采取“积薪而录”的方式。具体至诗句异文,颢采取“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的办法,直观确认了白诗文本多歧状态形成甚早。

除却编纂方案,魏颢对编订工作有着长期规划。将由其子“平津子”负责具体工作。平津子,无考,从文士字号惯常定名法来看,当为道号,如“广成子”“纯阳子”类。“其他事迹,存于后序”,是颢原定于《李翰林集序》外,再写《后序》。将事迹未尽者,俟有访闻,作后序以纪,侧重对“人物形象”的呈现与传播。可推知,关于白的生平、交游、掌故等资料,最初预期安排于卷末。

文化天下,华章成集

结合以上,诗人、编者对诗文集编纂、形象传播非常重视,其深层原因便是当时的文化气氛。“图书”“典籍”观念日趋成熟,似春苗入土,风露拂林,自有参天之本,定会福荫众人。将散存的作品结集成册,已进驻士人生活,成为他们保藏作品、塑造形象、传播声名的重要方式。

此前,“典籍”自是存在,无论文字如何承载,内容、思想是其存在的绝对意义,几乎成为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至隋唐阶段,缘乎政府重视图书搜集、整理,“典集”的物质承载意义变得格外突出,编纂图书应具备的主体要素,渐趋齐备。唐太宗贞观年间,《隋书》完成,分类仿阮孝绪《七录》体制,一仍经史子集四部。712年,玄宗即位,唐王朝进入全盛,文化大兴,国家藏书量臻极。整理校订、划分层次的工作也由弘文馆、崇文馆主持,开始建立分类入库的制度。私人图书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供需增大,分类有法,成为积学广才的象征。

这一阶段,诗人们畅行天下,真正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诗歌内容取材多样,陶钧天地,兴象玲珑,从“艺术生产”一维为整个图书事业奠定了宏富的文化资源基础。诗人们有着强烈的发表传播欲望,方法多元,有结集、刻石、行卷、题壁、题画、即兴、寄赠、送别等。除却亲眷门人弟子,似魏颢般有热情、有功底的读者也会积极参与编集。骆宾王、上官婉儿、王维、卢纶等的诗集,则由人主下诏编进。唐人选唐诗、君主敕编别集俨然成为唐集编纂中的突出特色。这就使诗文集编纂,在传统关注内容质量、文艺水平等问题外,融入更复杂多元的因素。诗歌文体特性宜乎一展襟怀,其社交工具功能在此期愈发凸显。因此,在选篇结集方面,作者、编者皆需考虑全面。

回归祖本,探源时代,这是我们讨论李白诗文及其版本系统时,应当予以重视的。李白没有选择“自编”,而是授意看中之人魏颢进行“他编”,便是客观考虑到编订中诸多复杂因素,如作品理解、文体编排、序跋撰写、掌故叙事技巧等,希望能够真正实现诗文有效传播。

(责编:皮博、蔡雨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