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群红：《诗源辩体》文体学与思想史的双重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源辩体》笺注与研究”负责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许学夷所著《诗源辩体》是明代诗学集大成著作。许学夷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种种倾向而撰著，梳理西周至晚明各体诗之源流正变、消长盛衰，对影响诗歌源流演变各种因素的讨论，涉及时世、性情、声气、造诣、才力、作用、悟入、格调、境界等多个方面。《诗源辩体》继承了中国诗学自然天成、兴寄深微的美学趣味与儒家诗教注重美刺与讽谏的传统，充分反映了明代复古派诗学的审美理想与思想境界。

辨体不辨意。《诗源辩体》对历代诗歌创作的批评往往以“体制为先”，在理论概括与具体评价中呈现文体学构架。在《诗源辩体凡例》中，许学夷提出了“辨体不辨意”“辨意则近理学”的观点。如有关《国风》的解读，其言“诗家与圣门，其说稍异。圣门论得失，诗家论体制”，即论理学家重《诗》之义理，而诗家应首重诗歌体制辨析。

“文体”具有文章体裁、语言形式、风格等多重内涵，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刘勰南齐时业已完成的《文心雕龙》已构建文章文体学的基本范式，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理论与批评体系，指向文本的功能形态、创作的源流演变、作家的主体精神、读者的鉴赏学习等诸多层面。《诗源辩体》对《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艺苑巵言》《诗薮》《弹雅》等著作中的文体学多有继承与辨证。而《诗源辩体》的写作，正是出于许学夷积极改变明中后期诗歌体制不辨状况的意图。《诗源辩体自序》批评杨慎偏重学习齐梁体、晚唐体，“于道不及”；徐祯卿只提倡向《诗经》和汉魏体学习，“于道为过”；袁宏道“背古师心”与钟惺“诡诞相尚”，则“与道相离”。此“道”即《自序》主旨阐发的孔子“中庸”之道。《诗源辩体》折中古今，可谓深识诗之体要。

重视诗体“本色”论，细致辨析各种诗体独特的体制规范要求，是《诗源辩体》文体学建构的基础。例如，许学夷论五言古诗和平典雅，且“体有常法，苟非天纵，则长篇广韵，未有所向而如意者”；七言歌行则“本乎《离骚》，其体尚奇”，错综开阖，纵横超逸。

《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是对历代重要作家分诗体作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并由此呈现出各体诗的流变史，其最主要的批评方法是原始表末、推源溯流。许学夷视《诗经》《楚辞》为后世文体之源头，又论汉至唐五言诗由古至律之七变、七言诗由古入律之八变、五七言绝句之始与变等。细而论之，其中包括诸多问题：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体制之别，汉魏晋宋诗语言形式之变；唐五言古体之特点，初盛中晚唐诗之比较；盛唐五七言古诗为唐人古诗正宗；中唐大历诗风之正变，五七言律与晚唐之比较，王建、白居易诗与宋诗之渊源；晚唐许浑诗为正变，马戴五律在晚唐诸家之上；宋人五七言古为大变，宋诗尽出于元和体之辨；明诗以歌行、七律为胜；等等。而其具体的文体辨析，倘无宏阔的诗史视野作为支撑，则无可能达到如此深细的程度。

合体制、性情、声气为体趣。《诗源辩体》辨文体不辨义理，然而，许学夷又指出，诗家和理学家都是要论性情声气的。正如《文心雕龙·定势》篇所论，文章写作“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讲“体制为先”与重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并非矛盾对立，诗之体制与自然性情、声韵气势相生相应。

义理得失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思想观念，由声气传达的性情则是质料的感性显现。许学夷强调南宋理学家朱熹对《诗经》性情声气品读体会的重视。《朱子语类》存录朱熹对程颐解《诗》“亦说得义理多了”的批评。而学界常见观点是，朱熹“以义理说《诗》”，较为关注《诗经》的民本思想、君臣之义、女子贞信与温柔敦厚风格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儒家政治教化功能与道德性理色彩。许学夷却发现朱熹的解《诗》原则不是单一的。他引《诸子语类》中朱熹语云：“诗本只是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叹咏之，虽别无义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只如此平澹，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名物是直观的，诉诸人的听觉、视觉等感性知觉，读者不能以道德评价取代对其生动活泼趣味的涵咏。朱熹此论与其重视“格物”识理的理论路径不完全相符。许学夷对朱熹《诗经》接受原则的发明，启人深思，也侧面揭示了朱熹理学“理”“气”不分的特点。

《诗源辩体》对诗歌体制的辨析，始终与对作者作品的性情声气的考察、品位与规范相联系。如许学夷论风人之诗，“专发乎性情”，又得“性情之正，声气之和”，语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故其性情声气为“万古诗人之经”；评《古诗十九首》“本乎情，故多讬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之宗”，“讬物兴寄”，则含蓄不露，意在言外；陶渊明诗“性情之真”，后人难以企及；而律诗在美学上不及古诗，实因大多诗人过于着力语言之工巧，诗作了无“兴趣”或“意兴”。他将体制与性情声气整合为“体趣”一语，言学者若得《国风》体趣，“斯可与论汉魏唐人矣”。

辨体中蕴含的儒家思想。《诗源辩体》固然是以辨析体制与体味诗人的性情声气作为诗歌批评的重点，强调诗中不可直接概述义理，然而许学夷又再次逆向申明，诗歌批评终归之于义理道德的寻求。《诗源辩体》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许学夷很注重体制与时世政治的关系。其有关风诗与雅颂二分的体制之辨，直指邦国民间与朝廷宗庙的政治分野，充分体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他不完全同意朱熹风诗出于民间或“淫奔者自作”的观点，认定《国风》乃诗人之作；又引晚明诗人、学者冯时可语曰：“文人学士借里巷男女为言。文人学士，民之表也，览其诗而民风可具见也。”冯、许二氏皆持文人学士乃百姓代言人，文人学士之诗当表现民风的观点，所论具有潜在的现代性思想。

当然，许学夷更多是在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他的精神与孔子息息相通。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许学夷释道：“《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诗人美之，故为正风。自《邶》而下，国之治乱不同，而诗人刺之，故为变风。是《风》虽有正变，而性情则无不正也。”他继承了儒家诗学将风、雅、颂正变之别与政教制度、政治兴衰相关联的传统；认为无论正风还是变风，无论颂美还是讽刺直刺，皆出乎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其情感性质均符合“性情之正”的要求，皆属于“思无邪”。

许学夷对变风变雅价值的高度肯定，与朱熹从《诗经》接受角度提出的“思勿邪”说有本质的不同。他称赞朱熹，注《国风》“分章训释，简净明白”，且重视对赋比兴创作手法的标注与分疏。又批评朱熹说《国风》“未得美刺之旨”。考《诗集传》其间略有美刺之论，或引他人言论评价《诗经》刺诗，然与《毛序》《诗笺》《毛诗正义》重美刺主旨之辨尚有一定差异。朱熹《诗经》传注的思想倾向，亦渐为今之朱子学研究者所识，然许学夷已有评论。

总之，《诗源辩体》是文体批评、审美批评、道德批评与历史批评多方面的结合，具有文体学与思想史的双重价值。许学夷对“悟入”“作用”“境界”等话语信手拈来，说明佛学对其诗学颇有影响。然而《诗源辩体》具有鲜明的经学与诗学并重的色彩，其最为重要、直接的理论资源是儒家经典《诗经》。《诗源辩体》评价诗作与诗人虽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与局限性，但批评思维总体上是圆融与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