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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基于营造技艺调查的滇西北民族建筑谱系研究”负责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作为各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建筑是遮风挡雨的气候遮蔽所，是生产生活的场所和容器，也是精神思想的载体和表达。这些形态丰富的民族建筑，不仅体现了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民族间长期持续的交流融合。
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从自然地理上看，滇西北地区属于我国地势第一、第二阶梯的交界地带，境内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河流穿过，又有大雪山、玉龙山、云岭、怒山等山脉绵延；这些河流与山脉切割出众多的高山深谷，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我国最大的世界遗产地——“三江并流”地区就位于滇西北腹地，是这一区域特征的集中体现。从人文历史上看，居住在滇西北的十余个民族不仅有着各自悠久的文明和独特的社会文化，而且相互之间有着长期的交流。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我国三大民族走廊中，最重要的“藏彝走廊”就以滇西北为核心地区。这里奔流的众多江河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河谷，形成了天然的交通孔道，也形成了各民族迁徙沟通的文化廊道。
于是，滇西北地区成为了我国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仅宗教信仰一项就存在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苯教、东巴教、达巴教、本主崇拜、韩规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原始信仰等丰富的形态。众多藏缅语族、壮侗语族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
多样性：丰富的民族建筑文化遗产
自然和人文环境所造就的文化多样性，也同样体现在民族建筑这一重要的物质文化类型上。目前，滇西北地区共有68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13个中国传统村落、1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我国民族建筑文化遗产遗存最丰富、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民族建筑类型多样、形态各异，蕴含着各民族深刻的人居智慧，是该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例如，怒江流域的怒族和傈僳族居住在极具特色的“千脚落地房”中。由于所居之处多为陡峭山地，当地人民将房屋挑出架空，下方用木柱或石柱支撑；远远望去，成片房屋下密密麻麻的支撑柱就形成了“千脚落地”的壮观景象。这种建造方式巧妙地减少了房屋建造中地基处理的工作量，同时架空的底层还可用于圈养牲畜、储藏物资，形成了合理的功能分层。
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以木楞房作为传统的建筑形式。这种房屋以木材纵横交叠而成，只需简单的工具和技术就可建造，但又十分坚固保暖。其中，“祖母屋”是摩梭家宅里最重要的建筑，其双火塘、双中柱的“双核心”布局有效地适应了摩梭人母系大家庭的结构：高床式的火塘供男性使用，对应的中柱是男子进行人生礼仪的地方；地坑式的火塘供女性使用，对应的中柱是女子进行人生礼仪的地方。两根中柱分别称为“男柱”“女柱”，取自同一棵树木，寓意家中男女来自同一血脉。
香格里拉一带的藏族建筑被称为“闪片房”，因其屋顶覆盖的木制瓦片而得名。这类建筑通常是方整的低层楼房，内部结构为粗壮的木框架，外以厚重的夯土墙体围合，可以有效抵御这里频发的地震。房屋的一层常作圈养牲畜使用，二/三层是家庭成员的居住空间，屋顶夹层用来晾晒、储藏粮食。藏族虔诚的宗教信仰，也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房屋中。家庭起居待客的主室中设有火塘和中柱，火塘一侧的墙面上供奉佛像、经文，中柱则常以哈达装饰。此外，家中还单独设有经堂，室内往往精雕细刻，设有佛像、唐卡、经文等，是家中最华丽的地方。
大理、丽江一带的白族、纳西族大多居住在山脚缓坡或平坝地带，他们的建筑多为舒展的合院。适应于不同的家庭规模和经济条件，合院形式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跑马转角楼等。其中的建筑以榫卯节点的木结构承重，遭遇地震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墙倒屋不塌”；外墙使用厚实的土坯砖，冬暖夏凉。由于白族、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较多，他们的房屋左右对称、以中轴为尊：一层的堂屋是起居待客的场所，二层当心间则是供奉神灵、设置祖先牌位之处。
共同体：交融的民族建筑多维谱系
滇西北地区这些形式各异的民族建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该地区不同民族长期的交流融合，也同样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
人类建造房屋，其目的是满足居住需求。从技术维度看，怒江流域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和川滇交界的摩梭人、彝族共享井干式建造体系，是这些民族在林木资源丰富、技术工具不够发达的条件下的一种技术应对。藏族擅长使用以土石墙体承重的邛笼式体系，在其影响下，毗邻藏族居住的部分纳西族、摩梭人也学会了这套建造技术。汉族以及与之有着深入交流的白族和纳西族，共享抬梁、穿斗混合式木构架体系的技术知识，并且相互之间有着频繁的工匠流动和技艺传播。
从空间维度来看，聚居于北部怒江、澜沧江流域的民族更常使用“垂直式”的功能分区模式，将畜圈设于底层，储藏劳作空间设于顶层，中间用于居住，例如怒族、傈僳族、藏族等。这种模式用地集约，对于地形相对陡峭的地区来说十分合理。而在居住于南部、东部的民族中，“水平式”的功能分区模式要更为常见。其中，汉族以及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民族倾向于“中轴”模式，即以堂屋为中心将不同房间并联布局；其他民族倾向于“中心”模式，即以火塘为中心，将其他房间环绕布局。
从象征维度看，“火塘—中柱”空间是滇西北各民族建筑中十分普遍的精神空间，这一空间作为采光、取暖、加工食物之处，长期在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也往往被附以象征意义。尽管各民族对于这一空间有着各自的文化解释，但总体来说这一空间都与神灵、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联系在一起，是各类仪式活动的场所。除了摩梭人及与之毗邻的普米族发展出了高床式火塘外，其他民族的火塘均为地面式。此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将象征性的建筑元素置于房屋中轴上，例如中梁、“天地君亲师”及祖先牌位等。
可以看到，滇西北民族建筑尽管形式纷繁，但若从技术、空间、象征三个维度来分析人们如何满足不同方面的居住需求，其应对模式并不繁多，并且每一种模式都被数个民族共同使用和发展。可以说，滇西北民族建筑虽然形式多样，但彼此间又有着广泛的关联，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复合谱系。这种交融统一的民族建筑复合谱系，蕴含着该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人居智慧，是滇西北各民族交融统一之关系的物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