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经筵讲义：宋代理学研究的新视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负责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君主进行教育的讲稿，它不仅促进了宋代学术从传统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而且还是理学思想向最高层传播的重要载体。宋代主要学派的领袖人物大多曾入侍经筵，尤其是程朱一系学者进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筵讲义，极大地促进了《四书》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理学思潮的兴盛。经筵讲义与理学发展密切相关，然学界对此少有涉及。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无疑可以为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域。

经筵讲义与宋代学术转型

为重振世道人心，重建“治道”，宋代实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国方略，不仅“劝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重用读书人，而且要求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身为典范，带头读书。据《帝学》记载，“太宗始命吕文仲侍读，真宗置侍讲、侍读学士，仁宗开迩英、延义阁，日以讲读为常”，在御前讲读经史的经筵制度逐渐成熟与完善。由于经筵讲学对象的特殊性，其讲学的目的、重点与诠释方式必然与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不同，所以范祖禹说：“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也记载了宋高宗关于两者为学重点不同的言论：“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宋人普遍认为与以章句记诵备应对求利禄的士大夫之学不同，在经筵讲学应采取“义理”诠释的方式，以阐发经典中的尧舜圣王之道而成天下之治为重点，“发明正理，开启上心”，这就必然要求经筵官在经义阐发中突破传统章句注疏的束缚。如果说仁宗初年，经筵讲学依然没有摆脱汉唐章句之学的遗绪，那么至庆历年间，随着胡瑗、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一批批疑经惑传、鄙薄注疏、推崇“义理”的士大夫入侍经筵，学风整体为之一变。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记录了宋代学术的这一转型过程：“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陆佃）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经筵讲义应运而生，以“义理”解经的方式自此风行天下，成为一种学术风尚，从而推动了宋代学术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

“四书”在经筵的传播与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宋代“四书”超越“五经”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是理学与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五经”偏重于政典与“治术”，文字大多晦涩难懂，为学入门不易；“四书”则相对简易，不仅为世人修己治人、内圣外王提供了系统的为学次第与成德功夫，而且有着丰富的心性思想资源，可以同时满足成就君德圣治、教化世道人心与应对佛道冲击、复兴儒学等多重需要，因而宋儒力图回到先秦儒学，重新挖掘《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资源，开启了一场新的经典诠释运动，并借助经筵讲学，将其向最高层传播，在进讲前后撰写经筵讲义进呈，力图为君德圣治成就、社会秩序重建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如吕公著、杨时、王十朋、徐元杰、刘克庄、袁甫、方逢辰撰有《论语》经筵讲义；程俱有《论语》《孟子》经筵讲义；陈傅良有《孟子》经筵讲义；朱熹、真德秀有《大学》经筵讲义；邢昺为真宗讲述《中庸》“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义，真德秀为理宗讲《中庸》等。此外，冯元、孙奭、马龟符、杨安国、程颐、范纯仁、孙觉、司马康、赵彦若、吴安诗、范百禄、黄履、傅尧俞、孙近、唐怿、尹焞、魏杞等亦曾在经筵讲过《论语》或《孟子》等。

随着“四书”在经筵的进讲，《论语》《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大学》《中庸》得以独立成篇，理学思潮蓬勃发展，这其间均离不开最高层对其思想价值的认可与推崇。如，天圣五年，仁宗以《中庸篇》赐新及第进士；天圣八年，“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一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著为例”。这是宋代《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的最早记录，极大地提升了其地位和影响力。仁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大学》《中庸》？据《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从天圣三年至五年，孫奭等讲官曾为仁宗通讲了全部《礼记》，《中庸》《大学》也在其中。如没有对其思想价值的深切认同，则很难解释仁宗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的行为。又如，高宗倡导以“孔孟为师”，借助皇权对“非孟”的晁说之、郑厚进行打击，并御书《论语》《孟子》等经典，将其“刻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便和他在经筵长期研读《论语》《孟子》密切相关。理宗时，在徐侨、徐介、真德秀、徐元杰、刘克庄等努力下，尤其是真德秀在经筵讲读朱熹的《大学章句》与自撰的《大学衍义》，对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先儒尊崇备至，从而促使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获得了官方认可，程朱一系大儒得以从祀孔庙，进而推动了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及官学化、社会化，成为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

经筵讲学与宋代学派的发展

在理学发展与学派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鲜为学界所关注，那就是宋代讲义理之学的主要学派：新学、朔学、洛学、蜀学、闽学、湖湘学、永嘉学等领袖人物王安石、司马光、程颐、苏轼、朱熹、胡安国、张栻、陈傅良等均曾入侍经筵。那么，经筵讲学对学派发展及其学术传播有何价值与意义呢？

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说：“自古经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兹选。盖精神气貌之感发威仪，文词之著见于讲磨丽习之间，有薰染浸灌之益，此岂謏闻单见之士所能辩？”从选任标准而言，经筵官多为品德高尚、博古通今、才华出众之人，在学界或政界均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入侍经筵，则被视为儒者一生的荣耀，历来为世人所瞩目。程颐说：“儒者得以经术进说于人主之前，言信则志行。自昔报道之士，孰不愿之？”每次讲学经筵官都会精心准备，借助经典的义理阐发与论证说理，或以古喻今，或联系时政，敷陈开析，“务积诚意以感动上心”。他们在经筵的所言所讲所感，往往是其一生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精髓的浓缩。像司马光在经筵所讲的《资治通鉴》、朱熹的《大学》经筵讲义、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等，凝结了他们十多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如朱熹从绍兴三十二年首次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上封事，到淳熙九年将以《大学章句》为首的《四书章句集注》合刊于婺州，再到绍熙五年为宁宗讲《大学》，至临终前对《大学》“诚意”章的修改，可谓平生精力尽在《大学》。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视《大学》，就在于这部经典承载了他以理学思想“尧舜其君”“尧舜其民”道济天下的理想。

同时，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对于“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的“千载之遇”，他们都十分重视，将之视为得君行道的最好机会，经常会就经筵讲学的内容、方法、策略等，向同道征求意见，彼此讨论，互相支持。因此，经筵讲义的经义诠释，不仅是其个人思想与观点的呈现，甚至凝聚了士林的群体意识。如张栻在担任侍讲或被召对时，与朱熹、吕祖谦就有不少书信往来，讨论如何“讲道至理，以开圣心”。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际，诸儒对其到来翘首以盼，充满期待。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当朱熹行至六和塔时，永嘉诸贤毕至，“各陈所欲施行之策”。其罢经筵，楼钥、刘光祖、陈傅良、孙逢吉、吴猎等纷纷上书言事，掀起了一场挽留朱熹的行动。而朱熹离开经筵后，仍然不忘写信给刘光祖等，嘱咐他和陈傅良、彭龟年、章颖、黄度等诸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怀，缉熙光明，以扶庙社”，期望他们继续通过集体力量与相互支援，以“经术”经“世务”，为重建治道而努力。

各学派领袖人物入侍经筵，不仅使其所进读的经典与撰写的讲义成为社会关注与学习的对象，而且促进了学派学术宗旨、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的传播，扩大了学派的社会影响力与吸引力；而士大夫之间的交流切磋，则又加速了学派之间的学术交融与思想碰撞，共同推动了宋代学术的蓬勃发展与思想争鸣。因而研究宋代理学与学派的发展，经筵讲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