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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刚:重文德兴学校:古代文化向心力建设的重要路径

2021年08月17日16:1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负责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

“重文德,兴学校”作为“正风俗”“治国安邦”的重要策略,备受圣明君主及政治家的青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在总结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教化思想,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等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形成,“重文德,兴学校”作为中原王朝“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汉及以后的边疆治理中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国家的行政力量推行相关的措施”,以发挥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变边疆诸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尚”,实现“以夏变夷”、长治久安,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盛服务。

“文德”教化

“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益州郡(治所在今昆明晋宁区晋城镇)的设置始,历代王朝统治者大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文德”教化、“移风易俗”等措施来逐步深化对云南地区的治理,以期实现“以夏变夷”“合天下于一家,进世界于大同”的理想目标。如汉明帝时,益州郡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深得民心,扩大了汉王朝的影响力,使得“尚未归附东汉王朝的一部分哀牢人,及哀牢人所联系的僚、濮”等“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七十七”个邑王,“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归附汉朝,滇西永昌郡设置。郑纯随即被任命为太守,拓展了疆域,赢得了“夷”、汉人民的“歌叹”。对此,班固曾在《东都赋》中颂赞朝中盛况:“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

至今,“文德”教化对云南治理影响最大的当属三国蜀汉时期,建兴三年(225),诸葛亮采纳谋士马谡“以德服人”“攻心为上”的策略,平定雍闿、孟获等南中(今云贵及川西南地区)之乱后,在云南实施的一系列“南抚夷越”、发展生产、传播文化、收揽民心的“德惠”教化政策,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戴,尤其出现了“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的局面。据明代谢肇淛《滇略·绩略》言:“武侯于滇,威德最远,距今二千年,犹人祠而家祝之,其遗迹故址散见诸郡者,不可殚述。”直至近代,德宏地区的景颇族依然常言:“孔明是我们的阿公阿祖,帮我们制礼立法。”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种茶,令基诺族照其帽子的式样建住房。”

“兴学”教化

首创庙学,“文风大兴”,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视“兴学”教化为治滇之根本。云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形势促使元世祖忽必烈不得不改弦更张,任命德才兼备的重臣赛典赤抚治云南。临行前,忽必烈面授机宜:“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带着实行“怀之以德”的抚治方略来到了云南,在建行省、设郡县、兴水利、置屯田、办儒学等诸多方面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治滇举措。其中,兴教化、变风俗、办学校影响最为深远。赛典赤认为:“国家政事典则、纪纲法度、军旅刑措之事,未尝不自文学而始。”“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因此,入滇伊始,他便把兴学教化作为“执政兴滇”的第一要务。1276年,他在中庆城首创的文(孔)庙落成,也是云南历史上建立的第一座文庙,“虽爨僰亦遣子入学”。其后,大理路、临安路(建水)文庙等也相继建立,于是“华夏之风,粲然可观”,开启了元代及以后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持续一体化的序幕。

重视“土司(官)上层子弟”的“兴学”教化是明代云南治边的一大特色。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初,就提出了“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的安边之策,十分重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施治理念,其中,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教化格外重视。主要表现为:其一,云南庙学数量设置的增加及其向边远府、州、县、卫地区的推进,明末已达70余所。其二,作为正规官学教育重要补充的书院在明代中后期兴起并发展迅速,崇祯末年已达“65所”。其三,作为乡村启蒙教育的基层学校,社学也已广泛设立于诸多的府州县卫,据统计,天启时,已达160余所。其四,重视对土司官员及其子弟的培养教化,一方面鼓励、奖赏土司子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另一方面也批准在土司聚居区就地办学。为了培养土司合格的承袭人,明廷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儒学教育,“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寄希望于通过教化实现“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指中原)”,培养忠顺于王朝统治的继承人。实施效果表明,云南彝、白、纳西等民族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俗尚诗书”“民慕华风”成了一种习尚,“诸土官”中,尤以丽江木氏为最。

兴办“义学”成为清代云南治边之急务。清承明制,“三藩之乱”后,清政府深刻地意识到“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而“正人心,厚风俗”的关键在于“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于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云南各地不仅对明代的庙学、书院进行了修复、扩建或改建,而且还新设了不少各类学校,尤其是在一些从未设置过学校的边疆民族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庙学、书院、义学乃至民间私学。清代云南的书院皆由官办,逐渐变成政府的教育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发展很快,重建和新建者共计200余所,是明代的3倍多,为云南培养了不少各类人才。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年间,清政府在云南新创立的“义学”教育,与之前以汉人聚居区为主实施的乡村启蒙教育“社学”,同以土司(官)上层教化为主实施的民族教育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的重点在于对“乡村夷倮”“蒙童小子”的普及启蒙教育。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顺利发展,陈宏谋还亲自制定了《义学规条议》,对师资选聘、教材选取、学徒递升、经费来源与管理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义学”教化之成效,据《清史稿·陈宏谋传》记载:“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儒家文化进一步融入普通边民子弟之中,“以夏变夷”“汉夷一体”的局面逐渐形成。

自汉代始,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十分重视通过“重文德,兴学校”文治教化的方式来加强云南边疆与内地的融合关系。实践表明,正是经过历代王朝长期不懈的德治教化与文化传播,才最终使得“中原文明”在云南边疆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边疆“蛮夷”的观念和习尚逐步与内地合流。中原王朝“重文德,兴学校”这一治边策略,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