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叙事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史诗研究见证了中国学人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到“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历程。南方史诗是中国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大地上根脉延绵。尽管在时代的洪流中,史诗的传统形式逐渐消退,但生长于民间,赓续于时间,承继于空间的南方史诗文化精神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并牢固地流淌于人民血脉。
何以安身、为谁立命的社会理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混沌初开、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万物生长,至人类诞生,果腹温体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考验。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实现取食的可持续性,成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挑战。南方史诗中,多有违反某种禁忌遭致天神发怒,并洪水灭世的叙述,诸如元人类时代,因饕餮盛宴,浪费粮食,人类遭到天神惩罚,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事实上,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先民,取食艰辛繁复,长期供不应求,直至农耕与畜牧的创造,方才实现了自主扩大种植和养殖数量的愿景,农耕畜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饱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则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会里,生存权利与尊严维护才可得到满足。
通天文而晓历法,知时节而勤劳作。农耕效能对天文历法的依赖远胜于狩猎采集,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创造了地域内的族群历法,并在史诗中反复强调必须勤劳耕作。诸如哈尼族《伙及拉及》诵唱四季都要劳动生产,“勤劳的人,冬天是备耕的好时节;不要怕冷风像针戳,不要怕冰水裂开手脚,上山砍荞地,下地开梯田”。傈僳族《创世纪》诵唱,“不干活的不得吃,不劳动的没酒喝”。苗族古歌唱诵原本没有粮食,只能生食不会熟炊,要去东球外国的地方寻稻种和栗种,“回到中球的平川,回到中球的旷野;得了稻种啊,神农非常高兴;得了栗种啊,神农非常欢喜。才来运算季节,才来选择时令”,得了稻种之后按照时令节气耕作,“二月正开着鲜花,把谷种播在宽广的平地,把栗种撒在平地的边缘……四月稻苗一片翠绿,五月栗苗一片青青。六月稻栗出穗,七月八月稻栗遍地黄澄”。彝族的历法亦是如此,告诫族人要搞好农事生产,要知晓时节,“人类盘庄稼,要按节令盘,把年月日分出来,把四季分出来,才好盘庄稼”,早期的时候,“一年十个月,一月四十天”,时节分错了,“年月分错了,五谷不成熟”,后来在生产实践中,更正为十二月,并特别强调每个月都要生产,“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生产”,“坎上种包谷,坎下种荞子……三月二十日,开地撒荞子。到了九月土黄天,庄稼盘好了”。
教之于理、化之于情的道德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含义,他认为“教化的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教化哲学”,内涵则是黑格尔和罗蒂两种教化观念的结合。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有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天人合一。许慎将“教”解释为上所行而下所效,即指在上者之感化力,受教化者的个人主体是被动的。“化”含有改变的意义,“教”要通过教育感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现人的内在转化。从根本上说,教化是以理性来处理事,教之表现于外,化之活动于内。
南方史诗强调“道德感动”的同时,亦重视硬性规范。孔子的“心安”之为仁的理念,将儒家最高德性与心灵感觉联系起来,孟子的“四端”之说则更突出地反映了将人的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发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与理相反,其实,它们都弥漫着思想的活动,蕴藏着理智的成分。情与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觉化、理性化靠拢;另一方面,理又必须依靠情转化成力量,离开情,则理必将陷于空疏枯燥,永不会成为现实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逻辑推论,还是情绪状态,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是一个非逻辑、非对象化的过程,是感应、感染和传递的过程。教化过程,牵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间、我与你之间的对应性的或对话性的行为交往过程。此外,教化还具有“亲身性”的体验。教化一定要身临其境,才会有感化。这种亲身介入,虽然并不必然要求自我主体的当下事实在场,但至少要求人们设想自己当下在场,要有自身的觉悟和自得。
南方史诗享有相同母题极为常见,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普遍存在,诸如黄帝、蚩尤等中华远祖的事迹在各民族中多有流传,他们也被普遍认为是华夏共祖,《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表明我国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先祖可溯源于黄帝。《大荒东经》又载,“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号处东海,是惟海神”,可见黄帝与上古东夷各族也有血缘联系。事实上,南方史诗唱诵内容与民族发展密切相关,承载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历史演进中世代积淀的文化现象,个体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共同构建民族的整体意识形态,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作为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的内驱力,在社会秩序的演化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诸如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抉择上,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强调集体主义,主张奉献精神,建构出稳定的文化体系和道德规范,也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地缘和业缘的有机统一,强调个体成员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鼓励个体成员在集体中的相互支持和依赖,群体中众人有强烈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民族性格
南方史诗重“和”。“和”生发于中国古代哲学之辩,古之“大同”是以“和”为基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成了创新和发展的源泉,是万物生长的基础,因此“和”不是相同和一致,而是统一体中相互对立方面整合的结果。
同时,南方史诗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无论是洪水神话母题,还是射日神话母题,抑或是创世神话母题,都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并且几乎在每个民族的神话中都会随处发现这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牺牲精神,唤回了人类的进步与和平;这种牺牲精神,弘扬了民族的骄傲与自尊。这种牺牲精神还能深深地渗透在各民族的其他文学形式之中。苗族故事《苗家铜鼓的来历》,也是这类神话母题内涵的演化。神话中关于献身的母题往往凝聚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体现出不畏艰难的积极进取精神,射日母题中他们克服困难,失败之后继续战斗,在求索之中充满乐观与坚韧,以坚强之驱负载万物,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南方史诗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南方史诗蕴藏着丰富的善治内容,在亚鲁王文化中,“对方非外敌,原是两兄长。对方非外姓,确是两哥哥。不便用武力,只好来退让”;“黄牛懂规矩,不食水牛盐。黄牛懂规矩,不食水牛草。黄牛从不让,水牛来配对”,均是麻山苗族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作为少数民族的精神成果,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相互构成的中华文化大传统,以人为本、互助团结、勤俭节约、刚健有为的积极力量促进了文化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是可跨越地域的民族共性,又在自身的地域范围内保留着自己的特性,并不断丰满,逐渐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拉祜族史诗《扎努扎别》中,扎努扎别面对天神厄莎刁难,计谋层出。如用箬叶叠七层做成帽子抵挡火辣的日头。太阳被厄莎遮挡后,扎努扎别又去山上找来蜂蜡和松明子黏在黄牛角上,点燃蜂蜡和松明子,天地又见光明。厄莎发大水,扎努扎别就用竹子做成竹筏,将人和牲畜放在竹筏上安全渡过了洪水期,充分展现了先民们不服输、不气馁、善创造的探索精神。
综上,南方史诗70余年的研究轨辙,伴随本土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始终,历经“资料取向”到“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实现“为国证明”的文化自省到“文化建构”的文化自觉,成为在辩论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学问。史诗文化精神有巨大的包容性,将民族历史、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融为一体,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文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