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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青民:在华俄侨文学的中国音调和意蕴

周青民2021年03月16日12:0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研究”负责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华俄侨文学发生并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俄侨作家们大多集中于中国的哈尔滨、上海等城市,人数众多且颇具规模,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也是相当活跃。俄侨作家在难以遏制的精神迷惘中,在异国他乡深情地抒发弃国之苦、离乡之愁与漂泊之艰辛,并在创作中既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又吸纳了俄国“白银时代”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深切地保持了俄罗斯文化传统深层意识中的强大张力。很显然,俄罗斯文化基因在俄侨作家那里发生了作用,牵制着俄侨作家的基本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俄侨文学创作与俄罗斯(苏联)本土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作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俄侨文学表现为俄侨作家笔下的多维中国书写成分,在中俄文化的双重碰撞下位于中俄文学的双重场域中而生成的特殊性,也决定着俄侨文学创作的特殊内涵属性、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生存时空影响着他们

对中国影像的观察和判断

俄侨文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生成,俄侨作家的创作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时期及其各个重要社会发展阶段。他们在审视着作为视野中的“异乡”的中国的自然物事、风土人情,并且感受着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性、生存状态,甚至更进一步以身心投入那些复杂而繁芜的社会事象时,也在经意或不经意间,通过活跃而鲜艳的笔触构建起他们自身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俄侨作家笔下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是具体而丰富的,其中尤以哈尔滨城市形象和上海城市形象建构矛盾而复杂,而各类底层人物形象作品塑造集中且丰富,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式意境和中国儒释道精神也颇为典型。在俄侨作家笔下,中国自然风光与民俗风貌既展示出作家的中国之情,也始终投射着陌生之感,他们所专门描绘的自然风物图景,可谓壮美与颓相并存。

对于经历了身心之艰难,甚至可谓苦难历程的俄侨作家们来说,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则不完全是西方化的,因为生存时空影响着他们对于近在眼前的中国影像的观察和判断。俄侨作家的中国形象塑造,通过不同层面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状态,对于我们深度认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与历史,提供了日常的“中国现代文学”场域所无法提供的新空间和新维度。当然,一种形象不是在孤立环境中形成并存在着的,形象具有互文性。俄侨作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则正好成为那个时代互文文本的一个典型,属于有力的补充。在很多研究中,这个角度恰恰是被人们所忽视的。

与中国深度关联并产生情感共鸣

我们在感受俄侨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并注意到俄侨作家的中国形象塑造和建构的情感性特征。也就是说,俄侨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即使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化,而共同的表征则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建构不是孤立地完成的,他们在展示中国形象的同时流露和映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而这种情感也流露和映现了作家的某种情感倾向。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在准确把握俄侨文学作品传达出的丰富情绪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切而准确地探测到中国形象背后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可谓丰富多彩,涌现出很多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们创办刊物、组建社团,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且很多作品反映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音调”。这种“音调”在一个层面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情感的表达。正是因为与中国的深度关联和情感上的共鸣,才会有那些感性的、浓烈的中国书写与表达,才会有人将中国亲切称呼为“温柔的继母”。但毕竟是“继母”,在俄侨作家那里所传达出的中国观感,是时刻与文化身份焦虑相关联着的。因为俄侨作家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审美能力以及对生命、生活、生死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上存在差异性,“移民作家”标签带来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明显的“混杂性”特征。新的文化身份与新的情感变动,以及隐藏在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难免产生一定冲突,从而产生思想矛盾和精神焦虑。俄侨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双重边缘处境中的困惑、自省、焦虑状态以及十分复杂的情感状态,需要我们给予重点关注和审视。

与中国文化精神达成

无可避免的交叉甚至融汇

俄侨作家代表性诗人瓦列里·别列列申、雅科夫·阿拉金、雅丽安娜·科洛索娃、涅斯梅洛夫等,他们的创作都受到中国大地的哺育,受到白山黑水的滋养,一些作品在字里行间亦以独特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精神诉求反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土地。中国情感潜入深层次时则表现为中国精神之追寻,抑或为一种无意识的中国精神之旅。同时,从整体来看,特别是历史地审视,俄侨文学对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作用不容低估,是沟通中俄文化的重要桥梁。

李逸津的《旅华俄侨亚·阿拉钦〈华俄诗选〉评析》一文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重文化、重教育的民族,即使在远离祖国、流落异邦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延续自己的文化传承,坚守文化和学术事业。许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中国的俄侨文化人,除了从事传统俄语教学和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化学术活动之外,还积极投入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精神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俄侨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文学作品中的儒释道精神时有显露。大量作品在艺术上亦具中国特色,如中国语汇的大量介入和中国式意境的自然生成。俄侨作家及其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国精神,正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精神资源的滋养,才使得很多俄侨作家在固执地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气韵之时,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现象。即使是站在特殊的立场或身份所做出的不合理的判断,或者因视野的局限而造成一定误读,都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俄侨作家在找寻新的创作素材和新的表述方式的过程中,自然会与所居住国的文化精神达成某种无可避免的交叉甚至融汇。在李延龄教授眼中,“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折射一个大时代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文学价值之所在”。也可以认为,不仅是大时代,亦是大传统。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不仅只是笔下所呈现出来的表层物象,中国书写亦是深入精神层面的,需要全面认知。

总而言之,俄侨文学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特殊组成部分,多维的中国书写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独特的中国属性。从俄侨文学的中国书写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俄侨文学作品的“伤痕”属性,深入把握作为特殊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者群落的精神走向。一定意义上看,俄侨文学以多种文化元素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在进一步探寻新文学内部的生态平衡性的同时,要着重考察新文学在特殊复杂背景下与外在话语空间的多维交流与沟通。这种多维交流与沟通的历史恰好表明,文学、文化以至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互鉴。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而在华俄侨文学的研究则印证了这种态度。

(责编:刘琼、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