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边疆汇聚成中国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中国历史上的边政思想与边疆治理”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之大在地理上常常被表述为地域广阔，国土的广阔客观上也就形成了国家治理版图的中心区域与边疆区域。历史地看，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国，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诸多议题的重要切入点。千百年来，关于边疆事务的认识与思考，对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漫长的治理实践中框定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性轮廓。近代以来，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以西北史地学研究为标志，中国知识界尝试以学术为力量，为当时日益衰弱的国家提供某些治边策略。进入20世纪，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顾颉刚、吴文藻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在西南、西北等抗战大后方着力推进边政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国人对于边疆的认知，并增进了全国民众的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认同。如今，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稳步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边疆研究继承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爱国传统与济世精神，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国的边疆发展之路

如何理解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个边疆区域如何一步步汇聚成中国版图，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极为重要。在理解边疆如何汇聚成一体的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制度性力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前提则是重视中国历史与地理生态的独特性。毋庸置疑，中国自身独一无二的历史与生态特征，见证了数千年来包括边疆在内的中国社会与制度实践道路。

对此，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指出的：“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这一论述一针见血，至今依然富有深意。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实践，以及兼容平原、海洋、高原、沙漠、森林等诸种生态的地理环境，构筑了认识中国疆域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历史生成的地理与文化基础，也成为我们理解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的经验基础，历史上的各民族就是在这一历史与地理环境中得以逐步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条中国之路。

理解“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

大地是人类之母。中华民族生存的历史和现实空间都是我们国家古今延续的广阔疆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是我们系统认识和理解中国疆域版图形成的过程。为了揭示这种兼容地理与人口要素的结构性互动关系，我们就需要在深入探究中国地理生态环境变迁的前提下，基于对历史实践中边疆区域间关系的揭示，从关系性的角度更为全面地理解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人”的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历程，进而理解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这一“人—地”关系的共同发展道路，即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如何得以生成与发展，又是如何在近现代最终成型并巩固的。系统地认识和理解中华大地与中华民族之间并行共生的关系，是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有整体性的视野，并时刻关注“人—地”关系的历时性变动。

当然，所有“人—地”关系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呈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边疆关系维度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阶段性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时代特质。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对从秦汉一直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我们在边疆治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进而理解中国社会内部边疆区域的共时性发展状况，揭示边疆各区域的人群活动之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阶段性发展的意义，将为我们系统理解“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例证，并为未来的进一步实践提供一种思想史的新的可能。

探寻边疆研究的思想史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史讨论与叙述往往忽略了边疆应有的地位与意义，而只有涵盖边疆的思想史，才是真正完整的中国思想史。为了推进这一工作，从思想史角度理解边疆汇聚成中国的实践经验及其历程，就成为一种值得尝试的介入路径。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意义上的边疆思想史并不局限于对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经验的层累式梳理与总结，而更关注一般性的、基于中层与个人化实践层面的边疆实践与社会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实践与关系中所呈现出的观念、行为与认知变化，尤其是其中润物细无声的、基于个人体验的日常生活交流与互动。这种边疆思想史，在纵向方面，借用葛兆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必要将思想放回历史场景或历史情境中加以研究，更多地关注并描述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需要理解这种思想性的关联是如何穿越了社会生活世界，并进入大众日常行为当中的。同样，在横向方面，随着认知空间的扩大，我们将思想史的观察空间从传统的农耕区域转向更为广阔的边疆区域，需要我们在认知层面进一步提升与深化，穿透某种既有的思想认知与阐释逻辑区块，去关注更为广阔的边疆区域的社会生活与实践逻辑，进而在整个结构关系中细致分析与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如何在社会与生态层面形成基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与契合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系统性地揭示和理解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而更为全面完整地分析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确立起来，并在后续的历史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正是边疆思想史能够加以呈现的重要层面。

从一般化角度来说，这种跨区域的横向思想关系阐释需要一种对于区域间关系尤其是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性感知，并阐释这些关系的整体性意义。如果我们以学界关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解释模式为例的话，那么，除了关注边疆与中心的关系之外，系统的分析还有必要在其内部区域结构之间展开，着力关注中国边疆各区域间关系的形成与维系问题。具体而言，边疆思想史将着重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花盘产生的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联结，形成一种关于区域间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经由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以实现涵盖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解释维度的中国思想史框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如果说，《中国疆域沿革史》中的这段话，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学人对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而不懈努力的话，那么，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来自周边、域外和世界的多重挑战，经由思想史的路径理解与阐释边疆如何一步步汇聚成中国的历史实践历程，将为我们的相关研究与探讨，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本土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