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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与“长城画传”首席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空间跨度最大、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运河类遗产项目。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项目的提出，大运河遗产的价值与今天的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战略，乃至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都有了密切的关联。
那么，如何从知识体系层面认识和界定“大运河”这一概念？在申报世界遗产期间，遗产专业机构以世界遗产标准为框架，对“中国大运河”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真实性、完整性、符合的标准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且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但是，从普及、传播和分享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角度，我们需要再次解读这个完整、复杂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需要跳出世界遗产话语范畴，甚至跳出文化遗产的框架，从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大运河。
跳出两个认识局限
从学理的角度认识大运河，需要跳出对于大运河的“历史还原”和“统一集权”两个思维和认识局限，并且树立更包容、更多元、更多层面的大运河叙事体系。
从时间观上看，应跳出历史还原主义的思维局限，避免陷入对大运河的“盛世想象”。我们今天谈论和解读大运河，不应该限定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隋初、宋初、元初或明中期、清中期等，而是应该秉持动态的时间观，以现代的视野去理解和思考这一庞大的历史产物。
历史上，大运河主要被称作漕渠，即使在“运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时期，也并未出现“大运河”的称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阴卷烟厂创造了 “大运河牌”香烟，江苏省又成立了“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这条水道才第一次拥有了“大运河”的称号。因此，将大运河作为一种颇为现代的文化记忆产物，有助于我们跳出狭隘的对于所谓历史真实性的执拗，不去过度强调保持或是“回到”所谓的某个历史时期，从而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理背景和社会条件，开展因地制宜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和民生需求的大运河保护利用措施。比如，有的学者和相关部门提出的“全面复航”，初衷是重现大运河繁荣时期的盛景。但深入了解大运河最为繁盛的明清时期，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全线、全年贯通是很罕见的，大运河的缺水、淤塞、断流反而是常态。
从政治观上看，应避免将大运河过度政治化解读。比如魏特夫对于中国治水和政治关系的扁平解读，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尽管并没有直接指涉大运河，但其相关论述，会对从学理层面理解大运河维系国家统一的功能产生误解。人们容易将以大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完全等同于一种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维护统治的行为。
跳出古代统治者的简单思维，从普通人活动的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现大运河的丰富内涵。大运河当然是一套水利统治系统，但更是一个关于“人”的交通、交往、交流体系，是遍布古代华夏大地的个人行走、谋生、游历体验的叠合。仅从宋代而言，由于北宋首都汴梁位于运河中枢，运河几乎成了国家之中所有人员交通往来的首选，苏轼回四川为父亲苏洵送葬之时，并没有选择走当年进京应考的蜀道，而是先沿运河向东南到长江，再从长江溯江而上，就说明了运河在当时的个人跨地域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大运河沿线留下的大量个人行走的记录，比如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谈迁的《北游录》等，以及因此产生的以运河沿线风貌为背景的明清小说——《水浒传》《三言二拍》等，都远远超出了“专制”的话语范畴，展示出运河超越政治、融入生活的价值魅力。
大运河是“文化记忆”
在破除了上述两个误区之后，应当进一步认识到大运河叙事的多维度特征。无论是作为实体的遗产，还是作为抽象的概念，大运河都是“文化过程”的产物，是今人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的基础上的认知和解读。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与历史并不等同，记忆是可塑的，是特定人群根据具体情境而塑造的对于过去的阐释。德国学者阿斯曼进一步明确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特征，他把以历史产物、事件、人物为对象的记忆实践活动称作“文化记忆”。
大运河是典型的文化记忆，并具有多重记忆主体——官方记忆、民间记忆、国家记忆、地方记忆，甚至是农耕、商贸、宗教、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记忆，都通过各类官修史书、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口头文学、戏曲曲艺、诗书画卷流传和表述。简而言之，作为文化记忆的大运河，是诸多“故事”的集合。
不同类型的文本载体，也必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大运河，讲述的面向和方法都大不相同。官方版本的运河更多突出发展演变及对于漕运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水利工程方面的文献则偏重运河的挖掘、疏浚、工程设施布局和构造等技术环节；民间传说往往倾向于塑造“人物”，如杨广、弘历这样的传奇帝王，以及治水老人白英等民间治水英雄；文学作品描述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诗歌艺术突出运河的形象特征；当代历史学者则关注运河的漕仓分布、治河理念、运维模式；甚至明清之后众多外国使节、游客则以异域的眼光打量运河，留下了中文文献中罕见的记录。以上所有文本和艺术产物，都是一种大运河的文化记忆。
我们可以认为，大运河并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并没有一条大运河，而是有众多条大运河。从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际来看，也只有完整、客观、全面、多样地呈现以复数形式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文化记忆中的大运河，才能够真正表现大运河之于今天的象征意义。
构建大运河叙事的中国表达
通过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建构和表述，我们可以将构建大运河的叙事置于今天常说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议题中进行思考。
所谓讲好中国故事，似乎背后存在一个预设，即中国故事本身已经很清楚很精彩，所需要的是以国际化的方式讲给国外的听众。这个预设将中国故事的目标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人，一类是外国人，后者属于“外宣”领域。
从传播学而言，针对不同人群的知识与情感，采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是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外宣”是必要也是有效的。但回顾多年来国际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争夺，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强国，是仅仅通过非母语的“外宣”而说服外国人，从而获得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很难想象外国人还会把对方的“内宣”屏蔽而专等着看其“外宣”，真正的逻辑应该是：用母语讲好本国的故事，尊重本国公众的文化记忆模式，并推动认识、理解、认可这些叙事，最终由其他国家的人主动聆听和接受这些叙事。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集中承载了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宝库中的珍品，是有益于各国人民的，拥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故事体系，并不需要刻意用另外一种方式讲给外国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首先应该讲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愿意倾听，并且为之心悦诚服，愿意继续传承光大其精神，外国人才会主动接受和欣赏。
因此，大运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大运河文化的传承者，应秉持首先用中文、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讲好故事的原则，通过科学、生动、有趣的方式，给中国人自己讲述丰富、多元、有趣的大运河故事。这就是我们编写《大运河画传》的缘起。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与“长城画传”首席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