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军：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革命英雄记忆书写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国家认同视阈下的革命英雄记忆传承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国家认同感表现为人们对国家具有持久的爱，它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感和献身精神。国家认同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国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将历史、文化、符号等进行编码和再编码，从而进入人们的内心体验，让人们体认到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进而与同胞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其中，革命英雄记忆的书写是世界各国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通用方式和方法。

革命英雄记忆的国家认同功能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引以为豪的英雄人物，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也都采用不同方式塑造和宣传自己的英雄人物，书写革命英雄记忆。革命英雄记忆之所以在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认同建构中得到广泛运用，在于革命英雄符号的背后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蕴，被赋予集体性的意义。

首先，革命英雄的非凡成就赋予集体以特定的荣光，激发人们的自豪感。英雄是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个体。英雄是成功的，所以作为集体的我们是成功的。这是英雄成就叙述背后的逻辑。英雄的成就不仅仅属于英雄自身，更是集体的财富和集体的荣光；英雄的成就不仅是其个体才华的展现，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之，英雄的行为被赋予了集体的神圣光环。

其次，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是集体的标杆，是人们效仿的典范。英雄是共同体塑造出来的、让其成员学习的典范。他们或者被塑造成某种美德的化身，或者被塑造为富有崇高感的伟人。宣传英雄卓越的品格、不凡的成就，其重要目的在于召唤社会成员追随他们脚步、继续他们未竟事业的决心。

最后，革命英雄为民族和国家无私奉献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英勇举动，会激发人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革命英雄的壮举，既凸显了他们的无私品质与博大胸怀，更体现了全体成员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神圣和崇高。正因如此，那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捐躯的英雄们被隆重纪念，他们在特定的纪念日里接受人们的纪念，而被铭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昭示着其精神的伟大与不朽。人们因革命英雄作出的巨大牺牲而热泪盈眶的同时，内心会生发出追随英雄脚步的声音。

革命英雄人物符号不是普通的符号，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英雄个体本身，它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追求，彰显着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也正因如此，对英雄人物的敬重，体现了人们对一个民族的敬重，对一个时代的缅怀。

革命英雄记忆书写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崇尚革命英雄、缅怀革命先烈蔚然成风。从国家烈士纪念日的设立，到“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经典”活动的蓬勃开展，无不体现着人们对革命历史记忆的珍视。但也要注意，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对革命英烈污名化倾向，有人恶搞红色经典，戏谑英雄形象，有人歪曲革命史实，诋毁英雄名誉。这些罔顾史实任意杜撰革命英雄记忆、歪曲甚至解构革命英雄的言行，严重扰乱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红色文化的认知，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法律底线，造成了恶劣影响，需要高度警惕。

受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解构权威和经典现象频现。例如，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抗战题材作品“雷人”成分太多，抗日英雄手撕鬼子、手榴弹炸敌飞机等诸如此类令人惊愕的镜头不断。这种革命史书写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历史的真相被商业化的娱乐消解得面目全非。不顾历史事实而随意编排杜撰历史和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进行革命英雄叙事，是相当不严肃的，它消解了革命英雄记忆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样任意书写历史，这样“戏说”抗战，不能触动中国人民内心的真正痛点，不能唤起中华儿女内心的崇高感，不能激起广大人民对抗战英烈的无上崇敬。保留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充分体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激起我们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

在革命英雄记忆书写中，还有一些人打着“价值中立”“学术创新”的口号，进行所谓历史“真相”的还原。他们或者抓住革命英雄的某个缺点，将其无限放大，对其功绩选择性失明；或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任意剪裁，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地认知历史，从而以碎片化的历史细节“否定”历史整体。这种对革命英雄记忆的选择性书写，将革命英雄身上光辉和崇高的一面消除殆尽，而仅仅描绘他们身上普通人的一面，甚至是有缺点的方面。这样做，不仅解构了革命英雄的崇高形象，更是侵蚀了甚至是否定了革命英雄誓死捍卫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否定了这些，实质上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合法性，从而解构甚至掏空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严肃革命英雄记忆书写增进公民国家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必须站在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严肃革命英雄记忆书写，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第一，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确保革命英雄记忆书写严肃性。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是相当严肃的事情。究竟哪些历史人物能够进入历史叙事中，采用哪种方式对其加以叙述，这些是国家基于政治考量而审慎选择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由此不难理解，在我们的教材中，董存瑞、黄继光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革命英雄符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舍身炸碉堡、奋不顾身堵枪眼等英勇壮举被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并不断强化着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同时，要严肃革命历史叙事方式，不能让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革命英雄叙事沦为纯粹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表达。类似借用《十送红军》旋律胡乱填词、伴随《黄河大合唱》群魔乱舞、将小英雄潘冬子描绘成整日做明星梦的富家子弟的恶搞行为，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要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采取有效方式将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不断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磅礴力量。

第二，强调辉煌记忆与悲壮记忆不可或缺，凸显革命英雄记忆崇高感。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既有辉煌的记忆，同时也有因经历巨大的创伤而生发的悲壮记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列强入侵，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挫败和屈辱。但面对深重的灾难，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勇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既要使人们深刻理解中华五千年的辉煌，也要引导人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既要讲授五千年辉煌历程中涌现出来的伟大发明家、文学艺术家，展现他们为民族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也要讲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情境下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铭记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付出的巨大牺牲。之所以强调辉煌记忆和悲壮记忆两者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这两种记忆都包含着崇高感。辉煌的记忆可以激发人们的自豪感，使人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激发起复兴民族伟大荣光的使命感；悲壮的记忆能够激起人们知耻后勇的决心和为民族、为国家献身的勇气。

第三，正确处理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记忆的主观性，增强革命英雄叙事可信度。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诠释，都被赋予了时代色彩，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了叙事者的价值关切。但是，历史叙事不是叙事者想象力任意驰骋的创作，而是受历史事实约束的“戴着镣铐”的叙述。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我们要反对罔顾史实任意杜撰革命英雄记忆、歪曲甚至解构革命英雄的言行。必须认识到，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在于对真实性的不懈追求。一个国家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客观完整的记忆，才能从历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这是我们应该秉持的基本历史态度，也是革命英雄记忆的书写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