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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
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加强域外汉文献的整理与现代意义的阐释意义重大。
域外汉文献曾是中华汉文化强势话语权的历史见证
新世纪以来，学界愈来愈重视域外汉文献的整理，成果斐然。但对域外汉文献的深度利用还远远不够。所谓深度利用，指通过系统整理研究域外汉文献，探讨中华汉文化的影响领域与影响力度、域外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与变异情况，把握中外文化历史交流的共识与差异，寻求当下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有效途径，加强国际文化对话结构中的中华汉文化话语权重。例如，韩国李朝《尚书》学者李玄逸曾上疏朝廷建议“明正学”、“振纪纲”、“恢公道”、“纳忠谏”、“察民情”，与中国传统政教文化同步发展，是李朝在政治文化层面认同汉文化的明证；朝鲜李朝《书》学名著《洪范衍义》认为，箕子曾有8条教诲行于朝鲜半岛，建立了“东方万世之法”。
域外汉文献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在周边中华汉文化圈国家乃至西方汉学盛行区域的话语权威地位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域外汉文献作为异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中华文化由汉唐到明清，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正输出态势，其辐射区域和影响力度都是举世瞩目的。例如，朝鲜半岛《尚书》学文献的整理研究表明，中华原典《尚书》及《书》学著述东传朝鲜半岛后，激发朝鲜李氏王朝学人学《书》热潮，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书》学文献，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
深度利用域外汉文献进行文化交流，可以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增大对话话语权重，形成对话优势，是复兴中华汉文化正输出态势既具体又有效的途径之一。
回归中华汉文化经典精神与激活历史记忆
深度利用域外汉文献的基础是充分研究。通过研究中华文化经典，回归中华汉文化的经典文化精神；通过研究域外汉文献，凸显对方文化中的中华汉文化痕迹，强烈激活历史记忆。实现两方面融合，在文化对话中保持文化自信与文化优势。
纵观中国历史，剧烈的时代变革一次次呼唤“回归原典”。那些代表着思想史、学术史重要节点的“回归”，绝非简单的“王者归来”，而是一番“强者涌现”的恢宏的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原典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文化发展与时代精神追求的着力点与发力器，时代变革借助原典迸发出经天纬地之力，散发着时代气息，昭示着时代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指经过历史粹炼的优秀文化，又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的精神文化。例如，每一个时代的《尚书》思想，总能通过诠释管道顺利进入政治话语系统，影响那个时代的思想建构。在今天，《尚书》所蕴涵的思想依旧可以成为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内核，其政治理想、历史观念、管理策略、道德理念、律法思想、和谐原则等，无不与时代精神产生强烈呼应，丰富时代精神内涵，坚实时代追求基础。因此，整理中华文化经典、梳理传统文化、挖掘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研究域外汉文献，汉字形体只能负载文化的表层意义，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才是汉文献的深层文化价值所在。例如，朝鲜李朝《尚书》学者吴达运所著《禹贡读法》认为，若不知《禹贡》则不知中国山川，若不知中国山川则不知中华人才辈出之灵气所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汉文化的崇敬与向往；朝鲜李朝《尚书》学者李匡师《吕刑辩》一文，反驳蔡沈谓《吕刑》之赎不是《舜典》之义，蔡沈谓《舜典》的赎只对官府学校之刑，对五刑不赎，但《吕刑》穆王的赎法能赎大罪，孔子为警惕而记。作者认为蔡传之说不确，不是为警惕，而是末年穆王表明忠厚恻怛之诚。质疑之际，展示出朝鲜李朝学人对中华汉文化的稔熟。朝鲜李朝《尚书》学者白凤来之《三经通义》认为，《易》、《诗》、《书》之本末、体用以及性情终究归于一理，故而运用图示解释《书》之十例与《诗》六义及《易》八卦之关联性及其深刻道理。此种解经方法独树一帜，在中国经学史上亦极为罕见，体现了经学传统在域外的异化演变。凡此种种，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方能为激活今人历史记忆提供鲜活具体的材料。
传统学术的转型与新传播形式的运用
历史痕迹只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相关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同传播媒介的嬗变一同构建起一个时代的文化对话体系。在这个对话体系中，双方的理论预设与交流手段应该完全一致。深度利用域外汉文献激发出最大效能，必须注重中华传统学术的当代转型和新传播形式的运用。
中华传统学术的当代转型，是指将传统的经学、史学等学术置于新时代理念与新学术思想的辖域之中，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多种学术视角进行诠释与挖掘，以深度分化和高度融合两种渠道实现传统学术的当代转型。由此，我们才能重构中华传统学术的形象与品格，使之既保持着历史所赋予的亲和力，又融合着时代所赋予的鲜活力，进而在文化对话中保持自主性、激发应变性。例如，今天的《尚书》学，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早已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传播学、阐释学等新学术领域中的研究对象，古老的文本在新诠释系统下正不断展示着时代学术价值。
激活域外汉文献的利用效能，还须重视新传播形式的运用。虽然古今传播形式不尽相同，但重视程度应是一致的。例如，纵观历史，王朝更迭频仍，而《书》学作为整个王朝时代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却从未改变。究其原因，除《尚书》文本内容、文化特质与民族的契合性之外，其传播形式不容小觑。历代官方的宣传倡导、聘礼馈赠、科举讲筵等形式都在文化传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今天，除传统文化输出手段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所提及的“重点媒体”、“外向型文化企业”、“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等，都可以成为深度利用域外汉文献的媒介与平台。在新时期的文化对话中，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中华汉文化对话优势才能全方位展现，最大限度地消弭异域文化必然具有的排异性，在显性与隐性双重层面取得文化走出去的最强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