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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负责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科举是明代一项最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其中乡试和会试尤为重要。乡、会试都是分为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首场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股文”，考察的是士子对四书五经的理解，二场主要考察公文撰写和日常行政能力，三场考察对时务、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的见解，亦即经邦治国的能力。这种制度设计，应当说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但是，至迟至嘉靖年间，随着考生逐渐增多，阅卷压力增大，加之首场的评阅标准容易把握，因此阅卷中开始出现偏重首场的现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明中后期“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究其二三场”。鉴于此弊端，朝廷曾多次强调三场并重，如万历元年，明神宗重申：“除初场照旧分经外，其二三场改发别房，各另品题，呈送主考定夺，查果三场俱优者，置之高选，后场儁异而初场纯疵相半者，酌量收录，若初场虽善而后场空疏者，一律不得中式……”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明中后期的科举考试只是根据第一场八股文的优劣决定取舍，不看第二、三场，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就认为，明中后期“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试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八股取士”的提法就与这种认识有关。
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情况下，时人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只重首场”的批评或多或少都会有夸张的成分，不乏愤激之语。一般来说，要想顺利通过考试，除了首场成绩优秀外，二、三场起码必须达到合格标准，不能出现大的纰漏。这一点在《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己巳”条中也有反映：“是时取士率重首场。首场既收，二三场苟非悖谬无复落者。”虽然此话是对“率重首场”的批评，但其中的“苟非悖谬”实际上就是说二、三场必须合格。另外，考官对于皇帝的旨意也不可能完全置若罔闻，也会或自觉或被迫地改变偏重首场的做法。
笔者认为，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形是：首场确实最关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考官在阅卷时，既要看第一场的八股文成绩，也要看第二、三场的论、判、诏诰表和经史时务策的成绩。当时出版的以应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以及具体的事例也能证明这一论点。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专门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至少有上百种，如《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二三场鸿宝》、《后场备考汇典》、《二三场群书备考》、《皇明策程文选》等。还有一些举业用书，虽然书名中无“二三场”、“后场”、“论”、“策”等字样，但实际上也是针对二、三场的，如袁黄编纂的《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扉页上有一段广告性的“题识”：“袁了凡先生，迩来课儿，已选《举业定衡》，海内珍之，兹复选举业精华，以为后场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径，故并梓之。”这里的“后场”实际上就是第二、三场的。这类专门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绝大多数都是书坊所刻，说明当时这类图书的需求量很大。如果考官判卷只阅首场，二、三场只是敷衍塞责的话，唯利是图的书坊绝对不会刊刻那么多专门针对二、三场的考试用书。
很多历史事实也说明了二、三场的重要性，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玑在嘉靖三十八年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就三场并重，“必三试称众见佥同者收之”。明中后期还有很多因二、三场成绩优异而被录取者，归有光就是因第三场成绩优秀而被录取的，明末清初的诗人施闰章说：“昔归震川先生老于棘闱，亦缘后场入彀。”袁黄编纂的《游艺塾续文规》卷三中对此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印证了清初诗人施闰章的记载。归有光首场“去有司之绳墨甚远”，但却凭借二、三场中第，而且主考官竟然未看其首场卷子，充分说明二、三场很重要，个别情况下甚至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性因素。
袁宏道乡试时也是以后场优异中第，他“戊子（1588年），举于乡，主试者为山东冯卓蓭太史，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急拔之”。
明中后期，特别是明末，由于策论的试题往往与时局有关，因此第三场的策论就显得更为重要，策论中如果触犯了当权者禁忌，即使首场成绩再优秀，也不可能被录取，袁黄、侯方域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袁黄于隆庆五年首次参加会试，虽然因头场八股文写得好而“本房取首卷”，但却因“五策不合式下第”，对此，袁黄后来曾有过反思：“至二场、三场，只信手写去，不惟无一毫周旋世界之心，并文之工拙，亦所不计，第于不加检点之时，而粗心浮气，一时并出，足见予涵养之未至，则深可愧憾耳！”从其“无一毫周旋世界之心”、“不加检点”的反省之语中，可知其策论可能是有过激言论，犯了当权者或主考官的禁忌。
另外，除乡试和会试外，还有殿试。殿试内容只有策问一道，由皇帝亲自主持。如果乡试、会试只重首场，就不可避免地有不谙策论者入选，这样的话，考官也无法向皇帝交代；另外，殿试还要对拟录取的进士排出名次。从这两点上来说，士子也必须对策论予以一定的重视。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虽然确实存在偏重首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官阅卷时不看二、三场。尤其是第三场策论题，因往往关涉时局，所以更为敏感，考生如不加留意，即使首场成绩优异，也极有可能被黜落。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学界普遍比较认同的明代科举考试“只重首场”和“八股取士”的提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欠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