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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文献精萃汇刊与研究”负责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楚辞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全8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是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点项目“楚辞文献精萃汇刊与研究”的成果之一。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两项：一是影印出版《楚辞文献丛刊》大型丛书，辑集自汉代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楚辞》文献207种，目标是为研究者提供最为完整的文献资料。二是撰写《楚辞文献述要》（以下简称《述要》，年内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另行出版），对入选历代注本予以全面、系统评述，约120万字，是撰写者历年研究心得，是初涉于《楚辞》文献研究的入门引导之作，也是研究《楚辞》注本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二者是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
《丛刊》与《述要》两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新”、“精”、“全”、“深”四个字。
新
“新”，是指《丛刊》在编排体例上别具一格，从研究《楚辞》的专业角度来确定《楚辞》文献的书目、版本，突出重点，忠实地体现了《楚辞》文献史的面貌。回顾两千余年的《楚辞》学术史，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以下简称《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两种标志性质的文献著作。《楚辞》文献研究，南宋以前，基本上以《章句》为轴心，南宋以后至民国，基本上以《集注》为轴心。编辑、汇刊《楚辞》文献丛书，必须围绕两大“轴心”来编次，故而这部丛书不再纯以时代先后或者以“注释”、“音韵”、“评论”、“札记”等分类编次，而是分成了“章句”、“补注”、“文选”、“白文”、“集注”、“明清”等系列，以注家承传、版本因袭为次序，由此体现出《楚辞》文献流传的轨迹。这种编纂方式，完全从《楚辞》文献承传内在特点出发，在目前还是首例，所以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
精
“精”，体现在《丛刊》版本的选择上，好中求好、精益求精。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朱熹《集注》等著作，明代以后版刻甚多。选用何种刻本，均宜慎重、斟酌。如《章句》自明正德至民国之间，海内外大约有30种不同的刻本，其间有承传、因袭关系，但是必须花费时间逐本对勘，这样才能发现其彼此间的差异所在，而后断其优劣。《丛刊》选用《章句》有11种不同时期的刻本，是经过仔细对勘以后确定下来的。其中明正德本、隆庆本为人所罕见的善本、珍本，楚辞名家朱季海先生当年撰写《楚辞解故》，称“无由得致”，以没见此本而深感遗憾。《丛刊》辑集了《楚辞》白文7种。此类文献素为学人所忽略，当作书法作品看待。如初唐欧阳询碑帖《离骚》、《九歌》，米芾书卷《离骚》、《九歌》，都是唐、宋时期《楚辞》写本，对于校勘传世《楚辞》文本，极有参考价值。欧阳氏、米氏抄写《九歌》均无《国殇》、《礼魂》二篇，是其所依据旧本的《九歌》原貌。明人黄维章说《国殇》、《礼魂》本不在《九歌》之内，以无文献证据，后人多置之不信。欧阳氏、米氏的书法，为其说提供了有力的佐征。《丛刊》辑录了宋刻本7种、明刻本37种、稿钞校本55种，有100多种珍稀文献系首次刊布，其中不乏举世罕见善本、孤本及明清名人圈点的批校本，如辑自日本的17种古籍、辑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稿本，都是难得稀见的珍本，也是首次公布。其版本之“精”，于此可见。
全
“全”，是指《丛刊》对古今注本的征辑，务求其“全”。《丛刊》对《楚辞》注本的征辑，广泛征求，小大不捐，求其完备齐全。《丛刊》汇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注本、稿本、排印本、批注本等，如，清郑武《屈子离骚论文》刻本，藏于江西省吉安市图书馆；清颜锡名《屈子求志》抄本，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清彭遹孙批校妙观斋《楚辞章句》明刻本，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这些都是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孤本，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最终都如愿以偿，辑录进来。《丛刊》该辑录的书，基本上已齐备。全书207种，可谓一网扫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楚辞》类的丛书，是至今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楚辞》文献丛书。
深
“深”，则体现于《述要》一书。《述要》对入选著作，详细评述，著作的底本来源、注释的因承等，均作翔实考证、评述。且别白是非，有真知灼见，切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体现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对《楚辞》研究者来说，《述要》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尤其对初涉《楚辞》的读者来说，则为其导夫先路。
《述要》在“章句”、“补注”、“文选”及“集注”四大系列之前，均有“总论”，详述其版本源渊、结构及其优劣。对《章句》明正德以下11个明、清刻本，逐字、逐篇、逐本对勘，指出虽同一祖本，而各有差别，并列出了近1000多条异文，指出造成歧异的原因，或者据洪氏《补注》本改，或者据《文选》本改，或者据朱子《集注》改。其列举大量事例，清理其间先后因袭的轨迹，使学者不至于执于一偏而忽略其间异同，而不加区别一概误作是单行《章句》本。又经稽考、研究，指出汇辑《楚辞》者是东汉王逸，而非西汉刘向，其所为《章句》本为十一卷，依《楚辞释文目录》，止于王褒《九怀》，而非十六卷或十七卷。《章句》十七卷，乃成于五代时期，在唐代以前也只有十六卷本。《七谏》、《哀时命》、《九叹》、《惜誓》、《大招》五篇，注释体例与前十一卷迥异，序及注皆非王逸所作。但是这五篇，从用语习惯，确出于汉人之手，而作者已不可考。《九思》一篇竟然出现南朝间的口语，当非汉人所注。在考辨过程中，始终以文献材料为依据，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绝不作无根臆测。《补注》所载王逸《章句》，与单行《章句》文字异同甚多，达4700多条，绝非同一蓝本。异文直接关系到对于屈原作品的准确理解。如屈原《惜诵》“又众兆之所雠”，王逸注：“交怨曰雠。”这个“交”字，《补注》明刊翻刻宋本、汲古阁本、宝翰楼本作“父”，是正确的，“交”是错别字。仇、雠是同义词，在程度上有区别，一般的怨仇称“仇”，不共戴天的怨仇称“雠”。在先秦之世，没有比父母被杀的怨仇更严重了，所以“父怨曰雠”。由此发掘、深挖下去，伍子胥借吴国的兵以复父雠，不仅攻下郢都，连仇家楚平王的坟墓也被挖开，且鞭尸三百。这个颠覆楚国的举动，楚国人并没有谴责他，屈原也在作品中赞扬伍子胥，是符合当时“忠”与“孝”的伦理，不能用秦汉以后的伦理标准来看待，更不能因为赞扬了伍子胥而否定屈原对《涉江》、《惜往日》、《悲回风》三篇作品的著作权。对于名家的圈点、断句，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对照，发现中华标点本诸多断句错误。如清谭献批点金陵本、日本柳啓美批点日本翻刻宝翰楼本在断句标点方面均有参考价值，可以纠正中华本的标点错误或校勘错误。《述要》逐条列举，详加考证、分析，希望今天的《楚辞》研究者充分关注前人这方面的成果。
《述要》对于明、清以后的130余种《楚辞》注本，稽考作者的著书动因、底本出处、注释承传、是非得失及其文献价值所在，均作系统评述。无论从宏观，抑或微观，实事求是，客观公允，且对前贤疏误，多所驳正。如，对明人汪瑗《楚辞集解》的评价，肯定其超越前代的成绩。训释《离骚》“败绩”为“车覆”，“康娱”是并列复合词，而非太康之类，均属汪氏前所未有的创获。指出后人将此类创新，委属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是不公正的。又如清代黄思彤人品低下，鸦片战争时期，曾充当给英夷引路的角色，是近代史上为人不齿的汉奸。而他所作的《离骚分段约说》，能紧密结合司马迁《屈原列传》，划分《离骚》十七段，阐发屈原意旨，别具一格，饶有新意。尤其对“求帝”、“求女”二节的解释，一归之于“国无人”，使一篇前后呼应，浑然成为一体，让人耳目一新。则不可因其人而废其说，故而破例收录其书，并作实事求是的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