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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任何时期的科幻小说相比，当下的科幻小说读起来都要沉重得多，却也深刻得多，虽然少了激情和理想，充满着焦虑和不安，但均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近几年中国的科幻小说普遍表现出一种科学焦虑。例如，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更先进的三体星球文明的存在并不是要引领地球文明，而是要将地球文明毁灭，并占领地球。在王晋康的《蚁生》中，秩序井然、人人争奉献的大公无私的社会却造成了人群的最大悲剧。在韩松的《地铁》、《高铁》中，科技进步成为装载着人群在地下坟场和高空坟场穿行的蛇形动物，挤压在一起的人群已意念出窍、形同鬼魅。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科学不再是建立人类幸福的“乌托邦”，而是给予人类灾难的“恶托邦”。
科学焦虑：对科技的盲目追求导致人类的危机
这一科学焦虑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刘慈欣的《三体》表现出如下信念：尽管当下的人类充满着邪恶、相互残斗，但在宇宙中人类还是最善良的物种；尽管当下的人类文明比不上外星文明，但在宇宙中人类还是最有智慧的物种；尽管人类在外星人的进攻下手足无措，不断退让，但在最后的争斗中，胜利者一定是人类。宇宙可以天翻地覆，各种星球可以争相称霸，但地球一定是永远的宇宙中心。王晋康的小说则认为，人类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任何超越客观阶段的发展都是悲剧。例如，人人都想长生不老，以各种方式延年益寿，但当人真的能长生不老，所面对的却是难以忍受的孤独。《生死之约》中的萧水寒活了170岁，最后自绝生命，还将长生不老的秘方永远地带走，理由是：如果人人都长生不老，“世界要为此而颠覆了，人类社会的秩序要崩溃了。谁不想长生不老？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得到这个特权？如果全人类都长生不老，后来者怎么办？一个在组成成员上恒定不变的文明会不会从此停滞？”韩松的小说也传达出类似思考：人类不断创建物质文明，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但物质文明的提升却是以消减精神愉悦为代价。
既然科技的发展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那么人们会不会放弃这样的追求呢？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答案是否定的，并由此产生了第二重的科学焦虑。中国的科幻小说用科幻思维印证了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这一推断：人类最后的毁灭是因为人类自己。在科幻小说作家看来，人类永远不会放弃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星河的 《决斗在网络》写的是“我”与电脑病毒的决斗，而电脑病毒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我们相信，今天人类体内某些DNA的一部分就有来自病毒的可能”。根据这一推理，“我”就是一个电脑病毒。小说中的“我”与病毒决斗，也就是自己与自己决斗。理想、探索、创造，并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人的本能，它推动人类前行，创造了人类世界的文明和繁荣，但也将人类推向终结。
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刘慈欣提出了“宇宙道德说”：外星球不是人类的前行者和引导者，而是人类的竞争者和毁灭者。为了解决星球间的争斗，为了宇宙的安宁，就必须制订共同遵守的规则，即宇宙道德。“就像在体育场的最后一排看足球，球员本身的复杂技术动作已经被距离隐去，球场上出现的只是有二十三个点构成不断变化的矩阵 （有一个特殊的点是球，球类运动中只有足球赛呈现出如此清晰的数学结构，这也可能是这门运动的魅力之一）”，变化、穿梭、竞争、夺取胜利、身心愉悦、和谐交融，而这一切都是在双方承认的游戏规则中进行的。王晋康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停止无休止的探索，让一切回归自然。《生命之歌》中的那个机器人元元与其制造者孔昭仁教授亲同父子，但当孔教授觉察到元元的险恶用心，意识到自己科学探索的危险性时，虽然痛苦，但毅然地中断研究，切断元元的程序。韩松则不相信宇宙道德的存在，也不相信人的科学探索的本能冲动会停止，他认为人类只能在不断探索、创新、折磨的循环中将自己推到终点。《高铁》中，在高铁中寻妻的周原从一个老头那里接受了从高铁观察社会的传承的任务，算是新一代人生观察者，有意味的是，他又将观察社会的任务传承给了儿子周铁生，更新的一代人生观察者诞生了。人类的科学探索就是这样无休止地传承下去，但是看到的都是鬼蜮噩梦。
科幻小说的任务：思考现实问题
中国当下的科幻小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科学焦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科幻小说发展趋势的推动。世界科幻小说自20世纪30年代“反乌托邦”之后，出现了40年代的太空歌剧、六七十年代的新浪潮、80年代的赛博朋克等创作波段。无论哪种波段，均将科技发展看作人类发展的负能量，以这样的价值取向创作的科幻小说，几乎都将科技的发展看成人类的灾难。可以说，中国当下科幻小说的科学焦虑是世界科幻小说创作取向的中国延伸。
二是对中国现实状态的焦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存环境越来越科技化，但同时出现一些紧迫的问题，如严重的污染、频发的灾害等。科学焦虑就是现实生活的焦虑，是对中国现实状态的焦虑。
三是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创作思维的变革。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一直处于理想化状态，两大主题非常明确：一是“科技强国”，清末民初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几乎都是这一主题的演绎；二是“知识教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几乎是科学知识的课教本。而当下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并不认可这两大主题。韩松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太欢乐了，至少在我的成长岁月里，那些偶像般的作家们，并没有把中国最深的痛，她心灵的巨大裂隙，并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她深处的危机，在世界的重重包围中的惨烈突围，还有她的儿女们游荡不定的灵魂，等等这些，更加真实地还原出来。”科幻小说的任务不再是传播欢乐，而应是思考现实问题。这一观点在当下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
与中国任何时期的科幻小说相比，当下的科幻小说读起来都要沉重得多，却也深刻得多，虽然少了激情和理想，充满着焦虑和不安，但均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评估价值体系建构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12BZW1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13&ZD1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