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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首席专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宋明儒学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宋元明清当世诸儒不仅创发思想，而且及时反照，其斐然成就已深远影响甚至范导了后世的认识。旧学消解，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以降，在西学的映照下，宋明儒学一直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核心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国际相关学界的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纵观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元代《宋史?道学传》、明末清初《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以降，直至当下，不难看到，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构成了宋明儒学研究最基本的研究范式。这一源自佛教灯录体的研究范式，旨在借助学派的建构以判明思想的异同，最显著者即所谓理学与心学。近年来希望脱其窠臼的经学思想史研究，由于没有突破以人物为对象的基本架构，最终仍流于这种固化形态。
然而，宋明儒学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是以先秦儒学为基础而生成的。其中，就知识形态的宋明儒学的实际展开而言，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哪一派，所有的思想传承与创新，无不围绕着“六经”这一儒家传统经典系统的诠释，以及“四书”这一新经典系统的建立与阐明而完成。这意味着，既有的研究范式，对于宋明儒学的认识存在着聚焦于流而忽略于源，进而流与源相分的偏颇，不仅使认识出现了某种盲区，而且更使基于经典系统的儒学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也影响到了作为精神资源的儒学如何在当代实现传承与创新。因此，要充分认识与阐明宋明儒学，似应以“六经”为源，细审宋明诸儒对这一源头的抉发与阐明，并延及宋明儒学新确立起来的新经典“四书”所展开的论证与诠释。不能说这是理解宋明儒学的唯一正确办法，但完全可以说，这是理解宋明儒学的富有意义的新范式探索，尤其是在现有的研究范式高度固化的情况下。
事实上，相对于源自佛教灯录体，经过宋儒，至明清而形成的学案体，古人亦有重要学者示以不同的研究路径。如清代学术开山顾炎武，尝著《五经同异》三卷，以纂辑体抄录宋元明几十家儒者论述，分系于“五经”与“四书”各目，以彰宋明儒学的宗旨，以及宋明儒者对儒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标示出清学对传统应取的传承与创新方向。
进入现代学术世界以来，虽然承续学案体，并映照于西方哲学而定型了的现代宋明儒学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但也仍然有不同的诉求，现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马一浮先生即是显例。20世纪40年代，马先生以其涵持的学养与识见，强调“儒学六艺论”，力主从儒家“六艺”的整体性与基础性来阐明宋明儒学，希望据此揭明宋明儒学认识上的盲区。他从宋明儒学大量的经部著述中选编了目录，分易、书、诗、礼、春秋、四书、孝、乐共8类50余种著述，命名为“群经统类”，在文献的层面充分展现了宋明儒学的整体形态，覆盖了宋明时期各具特色的学者，甚至兼及若干与宋明儒学高度相关的宋以前和清代的重要著述，而且更为宋明儒学的研究标示了具体的路径。遗憾的是，诚如任继愈在为《马一浮集》所写序中指出，由于马一浮自外于现代的大学教育机构，加之身处抗战国难之际，新中国成立后又年事趋高，故讲学授徒时间太短，致使私淑景慕者多，亲炙心传者少，生前既未能充分阐明己说，门下又缺有力弟子弘扬与护持，只能留待后来学者承担起责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希望沿着前辈已奠定的基础，通过回归中国哲学以经典为核心的立场来打开宋明儒学研究的新面相，从而进一步认识与理解宋明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提供可实践的精神资源。在我们看来，以“群经统类”为基础来展开宋明儒学的研究，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益处。
首先，能使研究范式获得探索性突破。宋明儒学的全部实际展开都是基于传统经典与新经典的诠释与阐明来实现的。跳出现有的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的范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到宋明儒学历史展开的原生形态中去重新认识。这样的范式改变，不仅将使得具体的研究方法根据宋明儒学的实际展开而产生许多大的改变，导致这一领域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而且将会更真切地呈现中国学术传统探求与表达真理的方法，重新建立起中国学术的新自觉与新自信。
其次，能使研究对象获得基本性拓展。以人物为对象的研究范式，使得宋明儒学的研究长期来聚焦于代表性人物，顺及其传人。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性：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忽视了作为思想文化复兴运动的宋明儒学参与者的广泛性，更主要的是碎化了宋明儒学的整体系统性，淡化了宋明儒学的系统结构、内在关系及其思想展开。返归以经典系统为核心对象，就在于力图通过经典而聚焦于宋明儒学的整体性认识，同时也以经典涵盖了更多的参与者。事实上，从“群经统类”的目录可知，相当多的学者没有进入现代研究的视野。
再次，能使研究文献获得基础性夯实。当研究对象由人物转向经典，最直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浩繁的经部著述中确定有代表性的文献。“群经统类”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这一选目，一方面反映了马一浮的学养与卓识，代表了20世纪对于宋明儒学的独特认识，另一方面本身内容系统完整，既包含了“六经”与“四书”，又涵盖了从宋至明，尤其是学界较为忽视的元代学者，兼及若干种与宋明儒学高度相关的宋以前与清代文献，为宋明儒学研究夯实了新的文献基础。
最后，能使研究目标获得创新性诉求。宋明儒学是中华优秀思想与文化传统在直面外来佛教与本土道教的巨大冲击下，充分吸收精华而实现的有效创造。当研究超越具体的人物，而从整体系统来分析儒学的演化，力求探明作为有机整体的宋明儒学，其实现传统儒学传承与创新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其诉求不仅在于对历史中的宋明儒学获得深刻的认识，而且在于期望由此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弥新的内在动因，直接启发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弘扬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