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有一种来自国外汉学界的批评声音，反对中国作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小说。其立论的依据是，世界文学潮流是现代小说已经放弃了讲故事，用小说讲故事，既落后又缺少现代性。中国作家依然在沿用19世纪的文学方式讲故事，太落伍了。这样的批评，要害在于指责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脱节。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国内学界一直有一种声音，批评莫言和许多当代作家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价值标准而写作，甚至是为了迎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嗜好而写作，放弃了民族本位的立场，脱离乃至扭曲了中国的现实。如果说，前者是指责莫言和当代作家“太中国而不世界”，那么后者就是指责他们“太世界而不中国”，虽说各自立场大为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答这些责难，需要考察作家的成长记忆和时代的风云变迁，以及如何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故事。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这是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这篇演讲中，一口气讲了七八个故事，有的简洁，有的蕴籍。其中关于作者母亲“卖白菜”的故事、“捡麦穗”的故事，催人泪下。同时，莫言也讲述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对人性的思考，即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些宝贵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和阐发。
以莫言为例，莫言出生于齐鲁大地，直至21岁参军离开家乡，一直生活在山东高密的乡村，一个充满了乡土气息又不乏神奇性的地方。打小，莫言就从爷爷那里、从集镇上的说书人那里，听到很多民间故事。他有篇小说叫《草鞋窨子》，写的是冬闲时节男人们扎堆在地窨子里打草鞋和聊天，讲述自己遇到或听来的奇闻异事。近万字的作品，除了环境和场面的叙述、氛围的渲染，竟然编织了11个各色各样的故事，其中有的是生活的辛酸，有的是生活的喜剧，而更多的是精怪故事。即便是乡村集镇上的说书人，也能给莫言带来倾听和诉说的快乐。
当然，仅仅是萃集了一肚子的民间故事，也无法产生今日之莫言。成就一名优秀作家的，还有时代的馈赠、作家的颖悟、世界文学大潮的冲击。
20世纪以来的中国，风云跌宕，世事沧桑。社会与家庭，国家与个人，都是穿越时代风风雨雨，饱经世事沉浮，有多少基于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的艰难坎坷。事件多、变动多，故事就多。故事和变动，又都和时代变化紧密相连，以至于当下的电视剧中有一大门类，叫做“年代剧”，而作家们则被称作“50后”、“60后”、“70后”、“80后”——这里的年代印象不只是自然延伸，而是有着不同的历史印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的情感集聚。
当下的中国，虽说已进入21世纪，却仍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信息时代和后工业社会中并存交叠。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几至日复一日常态运行，生活同质化，信息传媒化，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的故事。中国却正在这大转型的征途上，艰难地开辟道路、创造伟业。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民族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和道不完的精彩。基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同经验，又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物经历之中。正如许多作家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中国的现实，远远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比文学更具有传奇性。韩少功曾说，许多外国作家在和他们交流时，非常羡慕中国作家所拥有的丰厚的本土创作资源。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一直是常规常态的，而在中国，发生了多少重大的社会变故，导致了无数人的命运浮沉，作家们有多少故事可写啊。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作家讲述故事的方法亦丰富多彩。我很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要讲述这“中国40年，相当于西方400年”的故事，不但是说，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包括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可以尽为我所用。而且本土的明清白话小说，“爱听秋坟鬼唱诗”的蒲松龄的搜奇志异，以致秦腔和猫腔（茂腔）等民间戏曲的流韵（如《秦腔》和《檀香刑》），辞典和方志的编撰（如《马桥词典》、《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和《炸裂志》），都被作家们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写出了当下中国的“精气神”。
在中国故事中融入世界眼光，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也决不是所谓“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和眼光”所能诋毁的，而是莫言和中国作家展现出的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
首先，亿万中国人民为了改变民族苦难命运而奋斗抗争，为东方古国和中华文明的再度崛起而屡败屡战、越挫越勇，这本身就是人类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性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其次，就文学艺术而言，既有酷好新奇巨变、追踪世事沧桑而营造曲折神奇的品性，也有潜心于人性、探索乃至拷问灵魂的本性。同时，数千年的文学长河，前后相承继，对于人性的揭示和刻画，在嬗变与恒定中，积淀了一些基本的命题，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线，并不断地鼓励和张扬积极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提升。莫言这样说，“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他写作的制高点，高密东北乡，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特色和普遍人性，是互为羽翼的。《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她经历的一个世纪的苦难，当然是非常本土化的，但母爱和悲悯，却是普世性的。《生死疲劳》中，农民与共和国时代的土地关系，当然“很中国”，那神奇的六道轮回，那顽强的记忆传承，那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坚守，却感动了世界。《蛙》讲述的计划生育对乡村的巨大影响，也是中国所独有的，但是，“姑姑”的心灵困惑、“我”的精神忏悔，以及淳朴乡村在时代转型中出现的工业污染、生态破坏和人心不古，却是可以跨越民族和国界得到理解的。指责莫言的作品通过展览落后、暴露丑陋、渲染血腥变态而博得西方欢心和奖赏的言论，看似理由充足，但是，如此简单化的批评，拒绝回眸中国曾经的落后、丑陋、暴戾、畸曲，没能看到莫言着意于对中国农民生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标举与倡扬，恐怕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铁凝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段话，非常有概括力：“他的作品始终深深扎根于乡土，他的视野亦从来不拒‘外来’。他从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奋斗、苦难和悲欢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以奔放而独异的鲜明气韵，有力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境界。他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他的作品不仅深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就我所知，在国外也深受一大批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是研究评价莫言和中国文学现状的一个恰切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