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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在万众瞩目的德国世界杯决赛中，法国队头号球星齐达内与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发生口角，后者的言语挑衅使得齐达内失去冷静，用头部用力冲撞对手胸口。由于这一恶劣行为，齐达内被罚出场，直接导致了法国队的失利。此前曾宣布本场比赛后挂靴的齐达内，带着无数的遗憾和不甘，黯然退役。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之内，到底是什么触碰了齐达内的心理底线，也没有人能确定马特拉齐当时的挑衅是无意之举还是早有预谋，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意大利后卫成功地利用了对手的愤怒，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获取了利益。
人们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要做出各种决策，而在日常决策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各种情绪影响。在古希腊先哲的论著中，便记载了情绪影响人们判断的相关研究。愤怒是人类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情感之一，一旦被激怒，人们往往会丧失理智，做出冲动、过激的行为。多年来，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及行为经济学家均从不同角度对愤怒和决策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神经科学家通过fMRI扫描被试大脑，发现愤怒与大脑杏仁核部位有极大的关联，这一区域的激活会使人们不自觉地做出基于自我保护机制的过激行为；行为经济学家乔治·罗温斯坦指出，在发怒状态下，人们更有可能低估风险，改变原有的风险偏好，导致其做出更为冒险的决策。安德雷德、贝鲁塔等人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同样发现了愤怒对决策的巨大影响，进而推断在社会交际中包括愤怒在内的情绪，扮演着重要角色。除愤怒情绪外，诸如内疚、同情等情绪也会对行为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这在捐赠、投资等领域普遍存在。情绪在社会交往及经济决策过程中影响巨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意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常常策略性地加以利用以达到目的。
愤怒情绪影响被试的表现
美国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等人于2014年1月发表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马特拉齐效应和竞争互动中愤怒情绪的策略性使用》（Materazzieffectandthestrategicuseofangerincompetitiveinteractions）一文则通过巧妙的经济学实验，揭示了愤怒在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并通过设计两个不同的实验，探究了多种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在第一个“角力游戏”中，被试之间两两配对，每个被试都需要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力量，这一数值通过握持测力计来衡量，该实验重复两轮，并随机挑选一轮作为结果，力量数值更大的一方获胜并获得5美元奖励。在第一轮实验结束后，实验会进入一个关键性的诱导阶段，触发被试的愤怒情绪。令每一组的两个人分别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即决策者和工作者，决策者有权命令后者在所有实验结束后完成一项枯燥无聊的任务，并决定其工作的时间（最长20分钟）；工作时间每增加五分钟，决策者将获得额外的0.5美元，收益上限为2美元，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工作者则是一无所获，这一决策结果将在第二轮实验开始前公布。很显然，在这一利益诱惑下，相当一部分决策者将会指派对方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一明显不公平的设置理所当然地会令后者感到异常愤怒。也正是这一简单的设计环节，成功地激发了部分被试的愤怒，以至于实验员预期在随后进行的第二轮实验中，那些工作者的表现将会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实验员还设置了一个对照组，对照组的被试在告知决策者制定的时间之后，并非立刻进行第二轮实验，在此之前，双方将会有一段十分钟左右的间歇期 （完成与实验内容无关的其他任务），这一间歇期使得愤怒情绪相对减弱、平复，研究人员期望据此探究情绪诱导的时效性。
第一个实验是比较纯粹的角力任务，仅仅和生理功能相关，而第二个决斗任务则附带了更多社会认知或是“斗智”的因素。在这一实验中，两两配对的被试通过电脑进行一场虚拟射击游戏，每人只有一次“开枪”机会，一旦击中对手即获胜，并获取5美元奖励；反之，若“开枪”不中，则为对手获胜。实验开始前预设双方间距20步，双方轮流决策，在每轮决策时可选择走近一步或是开枪射击，射中概率与距离负相关，即距离越近，中标可能性越大。愤怒的激发手段则和第一个角力实验一致。通过简单地计算，可知被试在概率为0.5时射击为最优策略；然而，愤怒的情绪可能会令结果产生差异。该实验同样设置了对照组，在激发愤怒情绪后间隔一段时间再进行实验任务。
在更需要理性的情境中愤怒情绪会导致决策失误
实验表明，愤怒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与具体的任务相关，结合现实中的社会情境多样性，可相应表现出正或负的激励效应。在角力实验中，设置更长时间的决策者收益显著减少，即愤怒情绪促进了被试的实验表现，使其在第二轮实验中更为卖力，激发出更多自身潜力，表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当人们愤怒时，常会表现出肾上腺素分泌、心跳加快等较为激烈的反应；同时，通过与对照组的比较，发现经历间歇期之后，愤怒的正激励效应显著减弱，表明愤怒的情绪激发具有比较明显的时效性。而在第二个更需要理智的决斗任务中，愤怒使得一方表现为被情感“冲昏头脑”，其决策更为迅速、冲动且缺乏理智，往往在理论上的最优策略之前匆忙做出“开枪”的“次优”决策，结合洛文斯坦等人前期对风险偏好研究的相关结论，这一结果相当符合实验预期，即愤怒情绪可能影响被试的风险判断，使其在更需要理性决策的情境中产生负面影响。与角力实验一样，间歇期将会减弱这一负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决策者的被试似乎能够部分地预计到对手的反应，并下意识地选择自己所需要采取的策略。在角力任务中，相当一部分决策者并未让对手进行任何时长的工作，而在后一个实验中，这一比例则大大缩小；即使通过安排对手的工作时间激发其愤怒情绪，这一时长在实验二中也被大大增加；而在安排间歇期的对照组中，决策者指定的工作时间亦显著增加。实验表明，人们在博弈互动中，似乎有意无意地将愤怒这一情绪工具策略性地使用，以最大化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结论也能部分解释本文开头提及的 “齐达内与马特拉齐”案例。
尽管该研究仅仅关注愤怒这一单一情绪影响，但它仍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情绪在认知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指明了方向。应用类似的研究范式，我们能够更多地关注如内疚、同情、恐惧、羞耻感等诸多情绪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或是通过与脑科学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探究其更为内在深层的神经机制，如人们在运用情感做出最优策略是否在进化过程中已形成稳定的神经回路等。另一方面，在选举、投资、捐赠、营销或是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广泛开展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不仅对于已有的包括博弈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有着极大的补充，也具有相当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