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

【摘要】由改革维新转变为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孙中山思想的大转变，也是其革命道路选择的变更。在思维理论上，孙中山试图把西方与中国的实际融突起来，以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精神在孙中山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中具有主导的地位，其哲学理论思维基本上属于心体学的系统，可谓精神心体学。孙中山以“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理论思维为指导，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知易行难”的反命题“知难行易”。把知行纳在知识论的范围，并与精神和物质的演变过程相联系，有其近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革命 精神心体学 “知难行易” “心为万事之本源”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改革变法。他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①模仿西法进行改革，发展经济，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是富强治国的大经大本，欧洲富强的大本不完全在于船坚炮利，在于人、地、物、货的才、利、用、流，若只求船坚炮利，乃是舍本求末，是达不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然而，孙中山的良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孙中山自述他在澳门行医的时候，“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②他以为这是为国利民之事。这时，其思想停留在变法维新的层次，兴中会亦“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悍然下诏，不许上书请愿。和平的道路已走不通，“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③于是，便由改革维新转变为革命推翻清政府。这既是孙中山思想的大转变，亦是其道路选择的变更。后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在此革命纲领基础上，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价值目标。

精神与物质关系论

孙中山曾把改革变法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和大吏李鸿章等人身上，然而希望落空，只能依靠自己力量及主体战斗精神，奔走四方，组织革命团体，实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政府。在思想理论上，孙中山基于其学医的自然科学功底及对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实地考察和感受，试图把西方与中国的实际融突起来，以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

孙中山从物质与精神的融突关系中，来阐述其哲学理论思维。他认为精神与物质既相对又合一。“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④他体认到哲学是探索宇宙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两者相辅为用。譬如说人的五官百骸为体，属物质；言语动作为用，属精神。两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⑤人若没有精神，即无灵魂，就不是人类。他认为由于科学的进步，可以制造机器人，虽然在形象上与人无异，但他没有精神灵魂，终究不是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⑥机器人虽然有人的五官百骸，而没有精神，所以说精神非专恃物质，精神与物质相对相分。然就人类而言，官骸与精神相辅不分，体用一源，合而为一。

所谓“精神”，他说：“欲求精神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⑦这个精神的定义太宽泛，而未真正揭示精神的本质，仅就物质相对而言精神。换言之，精神是由非物质来规定的，然非物质不等于精神。

孙中山以非物质即为精神，是要强调精神的度越性、独立性，以便凸显精神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譬如北伐，“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⑧以武昌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人与满清的武器相差何啻一与千之比。但革命党人敢以卵击石，完全靠革命党人的精神为之。武昌一役可证“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⑨的现实。日俄战争就兵力言，俄国数倍于日本，然日胜俄败，日胜俄在精神。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艺术和官兵的精神状态，能决定战争的以少胜多、以弱战强。“故在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⑩以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

什么是革命精神？他说：“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者，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11“智”是指聪明、有见识。军人的“智”，“一别是非，二明利害，三识时势，四知彼已”。12 “别是非”是讲利于民则是，利于国则是，不利于民、不利于国则非。是非不明，便是无军人的精神。“明利害”与别是非相因，军人以利国利民为己责。利民者民亦利于你，害人者适以自害。明乎此，始可谓智，为革命之军人。“识时势”的“时”是指时机成熟与否，“势”是指势力的顺逆，顺势用力易，逆势用力难，乘时势，无有不成功。军人的任务是救国救民，建设新国家，而非扰民。“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人民以仁义为重，人民与我一体，利害与共。

所谓“仁”，军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博爱之谓仁”，“博爱”指公爱而非私爱。仁的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13“救世之仁”即宗教家的仁，以牺牲为主义；“救人”即慈善家之仁，以乐善好施为事；救国为志士爱国之仁。军人的仁，其目的在于救国。所谓国，包括三要素：一为领土；二为人民；三为主权。

所谓“勇”，“不怕二字，实即勇之定义”。14 孔子讲“勇者不惧”，不惧为勇的特征。军人的勇，“须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始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误用其勇，害乃滋甚”。15 勇的种类有发狉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军人之勇，在夫成仁取义，为大勇。一是长技能，熟悉武器和战术；二是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发扬勇气。“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轻。”16 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孙中山以革命生死观鼓励革命军人的勇气，我死则中华民国生；扬不怕牺牲的精神，实现人之不死的价值。“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劵及担保也。”17 他强调精神的作用与功能，精神是革命成功的决定因素，物质武器是次要因素。但无一定的物质基础，光有革命精神也不能成功。物质与精神必相辅为用。

孙中山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接受了其自然科学思想，如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及星云说等，结合中国传统公羊“三世说”，将宇宙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物质进化期、物种进化期、人类进化期。关于物质进化时期，他说：“元元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18 他用《周易?系辞传》中的“易有太极”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来释义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在谭嗣同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中，“以太”是作为“寂然不动”、“一而不二”的“仁”的“所以通之具”，即托言以太的沟通一切的、最精微的、中介性的特性，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摄起来。孙中山与谭嗣同的区别在于，以太不是作为所以通的工具，而是作为所以然的太极本身，赋太极以形而上性。由太极（以太）的运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聚而成元素，元素聚合而成物质，物质汇聚而成地球，这便是物质进化的过程，并认为当今太空中的众多天体还在此进化之中。

孙中山认为，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使进化之学大放光明，他亦依归于进化，并以太极（以太）为其哲学理论基础，由物质进化而进入物种进化时期。他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19所谓“生元”，即元始的生命，孙中山解释为细胞。他说：“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20即取生物元始之意。由生元而进化到人，按照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经漫长的优胜劣汰、新陈代谢过程，物种由微到显、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最终而成人类。

对于人类进化，孙中山认为，人类初出之时，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21人类进化与物种进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以互助为原则，一以竞争为原则。以互助为原则的人类社会，社会国家是互助的根本本体，道德仁义是互助的作用、表现。国家顺互助原则就昌盛，逆此原则就灭亡。

由物种而进人类，转竞争为互助，才能建构文明和合社会。人类进化之目的，孙中山认为：“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苏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22他把孔子和耶稣融突一起，说明人类普遍希望价值理想世界是一个化痛苦为极乐、转尘世为天堂的世界。

从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的演变，进化的原则也随之而变化。人类进化之所以以互助为原则，而非以物种进化的竞争为原则，是因为人是有人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而非禽兽。然而一些学者未能与时偕行，仍以物种进化的物竞天择为原则来观察社会，“而学者多以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段，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23人的思想观念，换言之“精神”，往往落后于进化，由此可以得知“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精神的智慧既度越物质，而又支配物质。虽然精神与物质可相辅为用，但精神并非专恃物质，而可独立存在，这就凸显了精神在孙中山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中的主导地位。之所以强调、突出精神的作用和价值，是其军事实力、群众基础与其革命目标之间的冲突所致。孙中山并没有多少军事实力，又无广大群众基础，而只得求助于革命精神，发扬主体战斗精神，以实现其革命目标。

心为万事之本源

孙中山用“生元”这一创新的概念，来陈述细胞为生命起始的价值。不过他对细胞的体认，已度越了能变异、能分裂的生物限度，而赋予有知觉灵明的精神性存在。他说：“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24 “生元”是精微奥秘、神妙莫测的存在；是人的思维不可到达的、“不可思议”的境域；是有知觉灵明、动作思为、主意计划的有意志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聪明知觉之发的存在。这是孙中山对生元内涵、性质的规定。

“生元”作为有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它不仅是生命的起始，而且具有先验性。孙中山将其与孟子的良知良能相比拟。他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25 生元之知、之能，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自从发现“生元有知”的理论以后，哲学家所不能明白的，科学家所不能解释的，进化论者所不能通达的，心理学家所不能说明的，便可由“生元有知”论豁然贯通，而开出新天地。

“生元有知”作为天地万物的生命起始，而先验地赋予其良知良能；“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26 包括能思之心。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27 人是心的器皿，国家是人的积聚，国家政治是一群人的心理现象。换言之，人、国家、国家政治都受心的制约，由心来决定。

基于他对心的这种决定性的价值体认，他说：“是故政治的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28他把国家政治的兴盛与腐败、清王朝能否被推翻、民国建设成功与否等统统归结为人心的振与靡，只要“吾心”的信念与意志认为可行的，即使有移山填海的艰难，也有成功之日。“吾心”认为不可行的，即使像反掌那样容易，亦没有收效的日子。由此，他得出结论，心为“万事之本源”。“人心就是立国大根本”，清朝亡于此，民国成于此。这就是说，心是万事万物最终的根源，即其形而上本体，万事万物都由心来主宰。

从心为万事本源出发，孙中山认为，“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有志竟成”，“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30“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决定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大事业能否成功。尽管孙中山这里说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但他并不否定群体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即意蕴民心的向背。如发展实业（工业），“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31若能做到万众一心，必先奠基于方寸之心。他说：“要做革命事业，是从甚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32由己及万众，万众才能一心。“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33万众一心，一统思想、意志，必须从每人心上去旧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设，才能完成建立中华民国的大事业。

如何完成良心上的建设？孙中山认为宣誓是一统思想、意志的一种形式。“故由清朝臣民而归顺民国者，当先表示正心诚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为必要也。”34正心诚意地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经过这样宣誓典礼，乃得享民国国民的权利。有人视中国如盘散沙，人心涣散，要进行革命建设，首要是心理建设，若人心不能正心诚意，人力不能凝聚，革命就不能成功。这就是孙中山之所以讲“心也者，万物之本源”的根据所在，心就成为万物之所以然的本源。

孙中山首先宣誓。誓曰：“孙文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此誓。”35宣誓是万众一心的一种形式，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正心诚意，其内容在于发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并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培养民众的良心，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据载，俄国革命家问孙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答复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36他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上，以求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复兴。由韩愈提出“道统”论，宋明理学家继承之，自谓继尧舜而至于孔孟的绝学，孙中山略孟子，亦谓继承这一正统思想，可见他对于宋明理学家的思想是基本赞同的。

孙中山认为，“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37譬如革自私自利之心、金钱主义之心、求官之心等，而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八德”。为什么要讲中国固有道德，因为“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38就“忠”而言，民国不是忠君，而是“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39这里予“忠”以新诠释，赋予其新内涵。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之根本，“《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40孝不能不要，“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41“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墨子讲兼爱，耶稣讲博爱。中国古代政治家讲“爱民如子”、“仁民爱物”。

孙中山极为看重信义。中国是既讲诚信，又讲道义的。“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朋友，都是讲信的。”42爱和平是中国极好的道德，“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43又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44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种民族道德精神，是心理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建设中华民国的需求。

为振兴中华民族精神，除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精神外，还要学习欧美等国的长处，以使我国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在学习过程中，他以三民主义的立场观点，以中解西。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45在中西文化道德思想比较中，能比较真切地体认到其差异。为消除这种差异，他认为其三民主义建设，可以与博爱、平等、自由相比拟，民族主义以自由为价值目标，民权主义以平等为价值目标，民生主义以博爱为价值目标。“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46不仅政治上谋民权平等，而且社会上谋经济平等。孙中山为实现其价值目标，可谓鞠躬尽瘁。

从“生元有知”到心为万事之本源，孙中山的哲学理论思维形而上学，基本上属于心体学的系统，可谓精神心体学。

知难行易论

孙中山以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理论思维为指导，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败（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体认到革命的践行与革命的认知，并不是传统思想中所说“知易行难”的关系。他认为《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影响深远，造成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他说：“夫革命党的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47革命党人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必须破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大敌。“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敢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48如此，才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49于是，他提出了与“知易行难”的反命题“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思议，是从革命实践中得来。开始时对“行之惟艰”，信而无疑。继思要打破此难关，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鼓励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难之心。于是就专事研究“知易行难”问题，终于豁然有得。他说：“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50为证明其“知难行易”之说的正确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动中的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证，便可推翻“行难知易”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51他把中国近代落后、腐败、积弱等待毙情境，归之于知易行难，而要以“知难行易”来救中国。于是他赋予知行以新内涵、新思维、新关系、新价值，而具有现代性。

就“知”而言，他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52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要先认知？这是为了避免错误、费时失事，所以由人的认知的意象感性认识，进而到条理的理性认识，再制订出计划，然后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53如果由科学逻辑，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难！中国其时之所以尚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境内有他国的租界，中国的治权、海关握于外国人之手，就在于知难。日本维新之初，其当时的知识学问，还远不如中国，“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54日本不过用了50年，便成为强盛之国。孙中山认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难的迷信，“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55他把“知”的概念与国民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赋予其新内涵、新价值。

孙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识、建设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方面。他所谓的“行”，是指“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56不知而行，意蕴从行中获得知，譬如生徒的习练，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所欲能；科学家的试验，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发现；伟人杰士的冒险，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业。此四种人的实践活动，尽管其活动即行的目的、性质、功用不同，但其价值都是从不知中，通过践行的主体活动而获得新能力、新知识、新发现、新功业，而促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动机，国家的富强。由此可知，尽管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但他并不忽视行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孙中山讲了先行后知，其实，他讲先行后知，是为了证明知难。

基于对知行的体认，他认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知行是交互并进的，它体现了知行进化的阶段性。“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57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既表明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又说明知行之间进化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知与行始终相依不离，无论是不知而行，知易行难，还是知而后行，知难行易，只不过是一个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的话题；换言之，犹朱熹所说的“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58即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话题。只不过孙中山将其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来论述，而赋予其新义，并构成了行（不知而行）——知（行而后知）——行（知而后行）的过程，这个进程基本上符合人类认知的发展。孙中山认为，欧美等国由于没有知易行难等思维定势的障碍，便由草昧而直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时期，得以有今日突飞的进步，从而跨越了由“文明再进文明”的行而后知的阶段。

孙中山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发明，人类始能进于知而后行的第三时期的进化。人们的真知特识是与科学相联系的。他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59科学是可经验世界的实证理性的世界观。孙中山认为科学是能实证的，便举中国习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以及养子为螟蛉等相袭数千年的思想见识，都是误识谬见。只有到了科学发明后，人类才获得真知特识。然而，从实证的视阈来观，有可实证的知识，但也有未经实证的科学预见，亦有不可实证的价值理想等。把科学之外的知识，都说成是非真知识，就把知识所包含的内涵狭隘化了。

在孙中山的思维里，是把“知”与“智”分开的。如果知识主要指科学的实证知识，那么，“智”主要指智慧。前者舍科学之外的知识为非真知识，是狭义的知识，后者则“智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为智之范围，故能知过去未来者，亦谓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锢，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60“智”相对于蠢愚而言，智识随事物的发展而进增，否则就会变为老朽顽固。“智”范围广大，宇宙范围之内的都是其所包含的对象。“知”与“智”分殊，基于这个体认，他认为认知宇宙万事万物的方法也二分：“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61一是在观察科学实验中获得知识，一是在逻辑判断中获得智慧，前者是可实证的，后者一般是不可实证的。但两者亦是相辅相成的，“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62有了大觉悟，便可推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囿于传统的观点，他把人的觉悟分为三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63能创造发明的人是先知先觉者，能仿效实行的是后知后觉者，从事劳力的是不知不觉者，三者相需为用，才能完成一大工程。只有先知先觉的发明家，而无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以为知之易而不效法，以为行难而不推行，那么，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也就不能竭力去完成，也就做不成大工程。孙中山虽把人分为三系，但也看到三种人各有其用，缺一不可，只有三者合力，才能使创造发明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由于发明家、鼓吹家、实行家的社会分工的差分，被孙中山视为知行的差分。他举建筑学为例说，先绘图设计，后从事建筑，这是知而后行。譬如“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绘图设计者，为外国之工师，而结垣架栋者，为中国之苦力。是知之者为外国工师，而行之者为中国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64在表面上看，似乎工程师容易，而施工者胼手胝足很难，其实工程师设计用尽心机，又需具备各种知识，是知难行易。在科学愈来愈发达的时代，这种分工愈来愈显明，知行的分工亦愈来愈远。于是他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虽用心良苦，但“其说与真理背驰”。“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65尽管在科学文明愈来愈发达的当下，确不需要“知行合一”兼于一身，然而，科学家既是科学原理的发明者，亦是科学实验的参与者，可兼知行于一身。当然科学的实验可以是一个团队。若把社会分工简单等同于知行分任，把知行的分任固定化、绝对化，也有其弊病。知行既有分任，亦相资为用，不可分离。若以知行分任的实行者为不知不觉者，则有忽视人民群众革命觉悟和革命力量之弊。

知行话题，在中国哲学思想演变过程中，论争不断。或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或指伦理道德的遵守与实行，或论科学的知识与实验，或说革命精神与革命行为等。就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而言，知行主要是指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虽涉及知识论话题，但非主导，孙中山把知行纳在知识论的范围，并与精神和物质的演变过程相联系，有其近代意义和价值。

孙中山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西方为什么发展进步，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除了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之外，他从“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的视阈来论述，从理论思维层面予以揭示，可谓别开生面。他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尽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自己的主张，尽管有些主张过于理想化，但寄托了他的价值理想，体现其救国救民的愿望。他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忧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担当，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而致思，为推翻专制的清政府、建立民主的中华民国而尽瘁，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5AZX003）

注释

①《上李鸿章书》，《历年书牍函电》，《孙中山全集》第4册，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7年，第2页。以下《孙中山全集》均采用三民公司1927年版本。

②③《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4册，第2、5页。

④～17 60《军人精神教育》，《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299、299、299～300、298、300、301、305、305、306、314、325、325、331、332、306页。

18～27 30 31 33 34 35《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50、51、5～6、51、51、52、6、6、6、77～78、97、96、78、78、78～79页。

28《孙文学说?自序》，《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3页。另见《心理建设自序》，《序文》，《孙中山全集》第4册，第7页。

29《宣传主义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15页。

32《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训词》，《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482页。

3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2页。

37《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29页。

38～44《民族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第88、89、89、89、90、92、93页。

45《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7页。

46《与戴季陶氏社会问题之谈话》，《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30页。

47 48 49《心理建设?自序》，《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7、8、8页。

50～57 59 63 64 65《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1～2、55、62～63、61、60、60、89、57、57、59、37、55页。

58《答程正思》，《朱熹集》卷50，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页。

61 62《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第5、10页。

Establishing a New Form of National Thought

—On Dr. Sun Yatsen's View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Zhang Liwen

Abstract: A great change in Dr. Sun Yatsen's thought is from advocating reform to pursuing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 revolution, which is also a change of his revolutionary road. At the theoretical and thinking levels, Dr. Sun Yatsen tries to integrate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a's practi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form of national thought. Spiri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thinking logic of Dr. Sun Yatsen's philosophic theory. The thinking of his philosophic theory basically belongs to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 of thinking and can be called the spiritual thinking study. He took as the guide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thinking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reflected on the causes of the repeated failure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and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it is easier done than said", as opposed to "i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It is of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modern history to includ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scope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relate them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interactions.

Keywords: revolution, spiritual thinking study, "it is easier done than said", "thinking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