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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关中地理形胜，人文荟萃。自汉至唐，家族文学发展绵延悠长。文学群体或以政见一，或以文缘合，或以时地结，形态各异，然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而绾合者结构最稳固。李东阳云：“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人。”唐代关中文学强烈的家族与地域色彩，使关中文学家族在身份转型、文学创作的外围环境、文学活动的时空场景、文学作品的家族呈现等方面颇具特色。
文学家族的身份转型
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族的形成与家族“文”化、“雅”化之进程相始终，亦与特定时代之文思丕变、文体储备相关联。对地域性文学家族群体之盛衰历程进行梳理，也是对其文学谱系的重构。
关中自周秦以降，即为文学腹地，其地文学群体经历从无至有的渐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上溯先秦，关中文学多集体创作，故多有名篇而无名家。续以两汉，儒学渐入国家视野，关中文学家族多呈现出经学世家的特点，如京兆韦玄成、弘农杨震。延至魏晋，关中家族或以宗族部曲称雄，或甲一方财富，或以优秀才具用世，多充满士族化色彩。十六国及南北朝乱局中，为保族全宗，关中家族或跨江南渡，或与胡族合作，以武力取尊位者在在不少。关中家族这时期虽多军事强宗，然子弟弦歌不辍，不乏儒雅风流、清淡自守者。隋唐以关中为本位，关中文学家族多拖朱曳紫者，官僚化是主要特点。由于这一时期活跃于关中文坛者多为柱国重臣，故作品多为君立言和为国秉笔的庙堂之作，风格雄深雅健、雍容典雅。中晚唐关中屡遭兵祸，诸多家族宦迹不彰，同时出现阶层下移、地域南移现象，观念逐渐回归文学本位，其家族文学多表现为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风格哀婉。
家族创作的外部影响
空间是家族存在的要因。自然资源为家族发展提供经济支持，而乡贤遗迹、地域文献、民间传说等人文资源又层累为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对后辈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唐代关中家族惯以京兆、弘农、武功、扶风等著地为郡望，并以“三辅”、“关内”概称，既源于此乃家族隆兴之地，也是内心以乡邦自豪的表现。关中家族文学中常见之描写乡土风物、怀念父兄族亲者，不仅是地域文化在文学中的显现，也是家族精神特质的诗意化、情感化呈现。
家族是最具向心力的群体，家族文学创作具有自觉的组织意识。少长咸集，唱和会咏，是家族文学活动的一般场景。如中唐窦叔向，名冠流辈，其子五人，联芳比藻，词价蔼然。胡应麟谓：“自昔兄弟齐名者众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诗者，唐窦氏是也。”家族内部之诗歌交流是家族文学互动的重要方式。韦应物与同族兄弟子侄间歌诗不缀，对方诗文虽渺不可见，但由韦应物结撰之题目，仍可想见族内文学交流之频繁，体现出家族日常生活中鲜活生动的文学生产过程。家族文学活动还包括批评与编选等形式。韦庄、韦縠以《又玄集》、《才调集》表现各自的文学思想，既有功于家族文学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诗歌发展方向的纠正。此外，与其他文学家族的诗性交往与文学互评，也有助于传扬家族文学声誉、构建家族文化价值。
家族创作的场景再现
家族文学创作现场，是家族作家涵育文学的历史场景，包含创作者的文学体验、丰富的情境细节及审美化的生活样态。
初盛唐时关中文学家族袭六朝流风，热衷家族内外的各种文学活动。韦嗣立东山宴饮，“中宗留诗，从臣属和”。参与此次雅集之朝臣数量众多，其中张说、李峤、徐彦伯、赵彦昭等，皆一时盛选。“门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暇日尝繁会，清风咏阻修”，即是对家族风雅文学生活情境的生动描述。盛唐以降，门第观念逐渐衰退，关中家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由贵族化向平民化、由制式化向性灵化递嬗的趋势。“其所游者，若吴郡陆景融、范阳张均、彭城刘升、陇西李升旗、京兆田宾庭、陇西李道邃、己之族子岘、河东裴侨卿、范阳卢僎等，皆一时之彦”，韦济所友者，非以利交，而以才游，作品多抒胸臆，以性灵感人。可见，关中文学家族创作逐渐表现出基层化特点，其文学观亦回归文学本位了。与此同时，关中文学群体身份虽几多转换，擅长的文体、择取的题材、崇尚的风格、追求的诗美理想亦因时地而宜，但雄深雅健的文风和劲奇郁勃之气格却未见丝毫减弱。杨素“诗甚为雄深雅健”，杨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苏颋“壮思雄飞”，“苏公诗气味深醇，骨力高峻”，此类评语所强调之雄浑、刚健、古雅、深厚等范畴，即为关中家族文学共有之精神。职是之故，关中文学得与山东、江左文学并成鼎立之势，启唐音主调，奏文坛强音。
文学作品的家族呈现
家学是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是家族的文学资源和文化积累。它以庭训教育、风沐熏陶传布于后代，对家族之文体选择、创作取向产生影响。唐代高门望族或以诗闻，或以文著，或以艺称，世擅雕龙，即为家学传统的体现。虞世南文章之繁缛、杜审言家族之笃诗、韦应物一系之丹青风流皆与家学家风不易区分。
碑志及散文创作中的祭悼文多溯祖源、述祖德，具有强烈的史诗色彩，它们对于强化家族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对于凝聚家族人心具有重要价值。家族具体生活场景的诗性追忆也是文学的家族呈现方式之一，如窦叔向《夏夜宿表兄话旧》云：“远书珍重何曾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在坎坷身世的咏叹中，借助文学作品再现家族的温情往事，怅叹“昔年亲友”如今大半零落天涯的现实。另外，中晚唐时期关中文学家族社会地位下移，关内板荡，纷纷南迁。其作品多表现出沉重的故园之思和悯孤情怀，集中表现对家乡的反复咏叹，寄予浓厚情思，如“见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对此残芳月，忆在汉陵原”、“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唐人“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受此影响，对家族勃兴之地的再三致意自然也是家族文学书写的应有之义。
在形式上，依托姻娅关系编织的文学网络也为关中文学家族发展提供动力。文人群体诗酒连吟，分韵竞胜，是唐代文学旺盛创造力的重要生成因素。维系文学群体的力量，除才华相慕、道义相期、师友相扶等因素外，姻娅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环。颜真卿记其表弟殷成已“每与文士族祖璇、武平一、吕因、李嘏、陈齐卿、族舅厈朝、内弟曜卿、允南、姨弟刘璀、族弟寅同赋诗，多擅警绝之句”，这个文学群体就是以父系血缘关系和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合起来的。唐代部分官员亦因欣赏后学才华而以女妻之，如韩滉以女妻杨于陵，萧颍士以女妻柳中庸等。翁婿文学相知，走向翁婿诗友唱酬，如韦应物与杨凌、权德舆与独孤郁等。此外，舅甥赠答（韦应物与赵伉）、表亲连吟（如顾况与刘太真）等形式众多，同时也催生出不少有影响的文学群体，为文学的家族化呈现提供丰厚土壤。
历史表明，文化发展驱动文学演进，而文学演进又参与文化建构。关中风高土厚，久为帝都，对其他区域具有较强的示范性。但关中文学家族对于文化转型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所展现出的文学创作能动性，促使关中文化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进而对文化转型之方向与进程产生影响，从而在文化发展与文学创作间形成了互涵互动的同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