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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杜甫诗意水墨画。资料图片
《杜工部草堂诗笺》 本报记者 吴文康/摄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负责人、山东大学副教授
在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渐渐被转向“全写实派”，杜诗的“诗史”价值和精神也随着“现实主义”观念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大约自北宋起，“杜诗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历久不衰的“显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关心的命题或新兴的研究方法灌注到该研究领域中，使得杜诗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杜甫当时所创制的文本，而为历代研究者各取所需，并反映了诠释者所处的时代风貌，进而造就了其丰富的生命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杜甫研究随时代而变，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如何推陈出新、不断结出新的硕果，焕发其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便成为杜甫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谨以近百年杜甫研究试议之，以期有所启发。
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
在对近百年杜甫研究进行平议与反思之前，有必要回溯此前的概况。怎样评价杜甫在唐五代的地位，古今论者动辄以唐人不选杜诗或少选杜诗来论事，其实有失片面。与杜甫同时的任华曾高度评价“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这绝非虚言，却往往为后世论者所忽视。这一时期杜集的编纂实绩，开创之功不容抹杀。宋代迎来了杜诗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老杜似孟子”是宋人推崇杜甫的思想基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又为杜甫在宋代受尊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以现存宋代注杜本而言，特别是《宋本杜工部集》刊刻以后，杜诗补遗、增校、分类、系后、笺释、批点、集注、汇评等研究成果蓬勃兴起，蔚为大观。而后的金元及明前期，杜甫研究进入相对低谷期。明末清初，王朝更替，学风大变，迎来杜诗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涌现出大批注杜、笺杜、解杜名作，如王嗣《杜臆》“以杜证杜”，钱谦益《钱注杜诗》“诗史互证”，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补钱注之漏与纠钱注之错，仇兆鳌《杜诗详注》“集大成”，浦起龙《读杜心解》“以心解杜”，杨伦《杜诗镜铨》注文简洁，等等，无不体现了广、专、深、细的特点，为杜诗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杜诗共趋不朽。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杜甫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20世纪的百年，我们“递相祖述”的是从李详撰《杜诗证选》到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这百余年间杜甫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大陆，百年间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1949年、1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依次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剥去封建时代加给杜甫的“圣化”外衣，只将其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将之视为时代的代言人；二是经历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到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三是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复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
在这一曲折的研究进程中，交织着“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反复诠释等核心问题。从梁启超提出“情圣”说，到胡适称杜甫“平民诗人”，到闻一多赞杜甫“良心与文学齐备”，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冠以“人民诗人”，对杜甫的评价一路攀升，这些美誉都包含道德意义。就在“人民诗人”被过度强调的同时，“诗圣”就渐渐等同于“庸俗诗人”了，“文革”中“庸俗”到了“法家诗人”，甚至“封建卫道士”和“地主诗人”，这不能不激起群体性反思。随着人们对郭沫若抑杜倾向的批判，“诗圣”的荣耀也渐渐回归，杜甫不仅被看作儒家诗人，他的人格也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是“诗圣”的现代沉浮史。
在“诗圣”沉浮的同时，“诗史”的阐释也与现代现实主义思潮密切关联。20世纪初，梁启超倡“小说界革命”之时，说杜甫只是一个“半写实派”。可是在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渐渐被转向“全写实派”，杜诗的“诗史”价值和精神也随着“现实主义”观念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如1949年以前，“诗史”的阐释是以启蒙主义为前提的，杜甫成为“平民诗人”，是启蒙主义思潮重新审视古典诗歌的结果，“平民诗人”与“写实诗人”是统一的。1949年以后，“诗史”被纳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便具有了“时代的镜子”的意义：它不仅要写现实，还要写理想。可是，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被提升和融合的时候，“诗史”的内涵就不能完全满足将两者结合的价值诉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至20世纪80年代，“诗史”说渐渐淡出，而为杜诗的“诗性”研究所取代。另外，关于杜甫信仰、李杜优劣等问题，也都有了现代裁决。
在这个百年，除中国大陆之外，中国台湾、港澳地区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杜甫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台湾地区，杜甫研究成果呈现出量多、质高、精细、多样的特点，文献资料整理、综合研究、杜诗学语言研究、杜诗学思想研究、杜诗学批评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杜甫生平行迹研究等都日趋邃密、精深，可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港澳地区则重视杜诗的普及工作。国外杜甫研究以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研究成果为丰，而欧美、东南亚国家的杜诗翻译介绍、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以洪业的成就最为显著，宇文所安等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迪。
总之，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并驾齐驱，共铸起“杜诗学”继宋和明末清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在这个时期，学者们既重杜诗文本和资料的整理工作，也重具体问题的研讨；既重材料的积累，也重理论的开拓；既重杜诗“史”的梳理，也重杜诗现代意义的挖掘，真正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正可谓“挥翰绮绣场，篇什若有神”。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是杜甫论诗的态度，也是我们研究杜甫应有的态度。以过去百年的研究积淀为基础，展望未来杜甫研究的趋势正当其时。杜甫当年期望与李白“重与细论文”，我们也期待着下个百年杜甫研究的大作宏文出现，以与同仁“细论”之。
杜甫是历史的。杜甫研究是一个最适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新的百年会出现新的问题。以杜甫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为研究的主要走向或课题，进一步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从总体上深化和提升杜甫研究水平。诸如杜甫研究资料汇编唐宋部之外的撰写、大杜诗学史的编写、有关出土文献的研究、杜集序跋整理研究、跨文明背景下的文化意义研究、杜甫与儒家思想研究、作为思想家的杜甫研究、杜诗词语辞典的编纂、李杜比较研究、杜诗与典章制度研究、杜诗与名物研究、杜诗与职官制度研究、杜甫研究怎样为现实服务，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挖掘的。
杜甫也是世界的。杜甫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可低估，被冠以“世界文化名人”的桂冠当之无愧。杜诗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武库、众体兼备的精湛艺术和杜甫崇高的人格魅力，都将成为全人类的精神食粮。西方汉学家们喜爱杜甫，既看到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又看到杜诗的艺术。他们认为，杜甫关注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着和同情”，杜诗“富于人性并且和我们大家更亲近”（美国诗人翻译家雷克斯罗斯语）。可以预言：杜诗本身固有的价值与世界各国各地的研究成果，将共同促成“世界杜诗学”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