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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今文经学研究”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一种观点认为，“国学”指称的是中国儒学传统中经、史、子、集这类的学问，而这一词语本身则充满了现代色彩。它出现于20世纪，是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国学之“国”，指的不是秦、汉、唐、宋、明、清等这样的帝“国”，而是指代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国学的出现和发展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支撑。简言之，国学就是为中国人自我解释提供一套价值系统的学问。
但是，在现代学术研究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型过程中，胡适对国学的定义所导向的，却不是综合性的国学，而是分科之学。他理想中的国学研究，包括的是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胡适所言的诸史，可以归入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学科之中。这种学科式的史料整理，对现代人认识传统某一领域、某一学科的发展脉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它瓦解了经学，导致了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近百年来，多有“史”的梳理，而缺乏“学”的创造。在现代学科建构中，中国典籍都成为 “史料”，必须用西方的“学”，即学科框架、方法来进行研究。这种“以西释中”、解释中国的方式很难面对本土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相同的古典文本进行研究，彼此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另一方面，用学科的方式研究古典文本，往往只能得其一端，因此，虽然学术分类不断细化，但现代学人越来越无法理解古典大书的精神。
今天强调“国学”，实质上是重新回到中国固有的研究传统之中，重新审视现代学科之于我们的合理性。具体来说，强调从分科到综合，有两个主要意义。
一是重建中断近百年的经学传统。自从辛亥革命之后，经学科废除，而现代学术建立的基础，是把一切典籍都看成平等的史料，用西方的学科眼光部勒之，由此瓦解了经学的核心地位，经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回到国学自身的系统中，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为整个传统学术体系提供了价值支撑。经学虽然有古今文之争，汉宋之辩，但每一时代对经学的理解，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这一时代对政治建构的理解，对史学书写的认识，对文学精神的领悟。民国时期，随着经学的彻底边缘化，一批经师也被排除在学术史的书写范围之外，像曹元弼、张锡恭、王树荣等皓首穷经的学者，其学术价值亟待重新发掘。
二是探求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理论体系。举例而言，《仪礼》中有《丧服传》一篇，将亲人死丧之后的服制，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这表面上只是通过丧期与服制，规定亲属之间的人伦关系，在现代图书分类系统中，《丧服传》的相关著述经常被分在“民俗”类图书中。但是，这一篇的内容，对中国古代文明有深远的影响。自经学本身言，《丧服传》的解读与辨析，贯穿了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历史，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录，而自汉末马融以下，《丧服传》一篇注解，多达六十七部，其数量是《隋书·经籍志》所载群经、传记、子史诸家之首。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丧服传》所规定的人伦关系，既表现了传统伦理亲亲尊尊的基本礼乐原则，又关系着三纲五常的人伦建构。就政治建构而言，自《唐律》到大清律典，对亲属关系的描述，基本上都按照《丧服传》所言的五个等级。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传统社会的丧服制度，虽然在朝在野，屡有因时因地的损益，但其基本精神皆本于此书。如果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中，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经学精神、政治建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经学精神为政治改革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价值，而政治建构与社会生活则是经学义理在历史中展开的经验。
随着现代学术分科的细化，各种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大量出现。而国学的提出，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中，针对今天的问题，重新认识传统文明的一次努力。国学不是现代文史哲学科的大杂烩，而是回到文明传统的根本与核心，而这个根本与核心便是经学，以及建立在经学基础之上的历史经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建构并提供了共同的民族精神，而回到经学，从历史与传统的源头那里，寻找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答案，无疑是我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