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曲源流史”中期检查报告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于2011年10月25日获批立项，申报书拟请6年时间——即2017年完成。

2011年12月24日，课题组于江苏师范大学举行开题报告会，专家组由詹福瑞、陈大康、赵敏俐、左东岭、王兆鹏、刘石、朱万曙、张国星、文日焕、额尔敦白音等组成，江苏省社科办主任徐之顺、江苏师大党委书记徐放鸣、副校长方忠预会。

项目组首席专家李昌集根据答辩专家组提出的“打破九宫格布局”和适度精简的建议，就本项目的构架调整、研究思路、资料准备情况及子课题执笔者的考虑等，向开题专家组进行了汇报。专家组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几点意见：

一、诗词曲研究成果甚多，本项目要吸收既有的成果，但必须避免“汇抄”和“集成”，要有新学理、新思路、新认知、新观点，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和超越；

二、追求质的进展，避免以体量抵充质量。原项目构想需“瘦身”，以诗、词、曲文体源流为中心，以跨学科的视野（尤其要注意音乐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多角度解释诗词曲文体的源流走向和交叉关系；

三、建议项目分为四卷：第一卷《诗体源流史》；第二卷《词体源流史》；第三卷《曲体源流史》；第四卷《中国诗词曲关系史》或《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通论》。

开题报告及会议材料（《专家发言原始记录》、《开题报告会纪要》）传发给国家社科基金办以后，2012年4月于基金办网上发布。

根据项目论证答辩与开题报告中诸位专家的意见，项目组进行了多次认真讨论，遵照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本项目的研究撰写框架确立为五个子课题：

1．第一卷·上卷：《从“歌”到“诗”：中国早期诗歌源流史》

2．第一卷·下卷：《从“古体”到“近体”：中国诗体建构源流史》

3．第二卷：《从“倚声”到“填词”：中国词体建构源流史》

4．第三卷：《从“俚歌”到“乐府”：中国曲体建构源流史》

5．第四卷：《“歌曲”与“文学”：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通论》

具体负责人和进展情况如下：

第一卷·上卷，李昌集主笔。杨义、赵敏俐、钱志熙、李山担任顾问，提供建议与审稿。目前已完成10多万字。计划于2014年完成；

第一卷·下卷，吴大顺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王立增教授（江苏师范大学）主笔，李炳海、詹福瑞、刘跃进、李昌集担任指导顾问，目前已确立撰写框架与细目，完成文稿6万字，计划于2015年完成初稿，2016年定稿；

第二卷：张仲谋教授、沙先一教授（江苏师范大学）主笔，洛地、吕薇芬、刘扬忠、刘崇德、李昌集担任指导顾问，目前已确立撰写框架与细目，完成文稿8万字，计划于2015年完成初稿，2016年定稿；

第三卷：王昊教授（吉林大学）、李昌集主笔，洛地、俞为民、陈书录担任顾问，目前已确立撰写框架与细目，完成文稿4万字；计划2016年6月完成初稿，年底定稿；

第四卷：成立《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通论》研究顾问组，成员除上述各子课题顾问外，尚有：郁贤皓、陈伯海、陈允吉、叶长海、陈尚君、莫砺锋、左东岭、张国星、陈郁缀、廖可斌、王兆鹏、沈松勤、杜晓勤、吴相洲、朱万曙、刘石、杜桂萍、曾永义（台湾）、钟宗宪（台湾）等，约定于2014年5月召开“《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通论》专题研讨会”，2014年10月，召开小范围的“《中国诗词曲源流史通论》撰写提纲与主要问题讨论会”。确定本卷撰写纲目，李昌集主笔， 2017年6月完成初稿，征求专家意见，年底定稿。

二、调研及学术交流情况

（一）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田野调查

1．古代诗、词、曲历代作品文本（全集、选集、别集）、电子本，已基本收集齐全，由于《全清词》与《中国历代民歌》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本项目组与这两项（一项为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一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张宏生、陈书录教授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及时掌握新的信息；古代诗话、词话、曲话凡有整理本者，皆已具备，同时完成了《中华基本典籍库》、《四库全书》（电子版）中有关本项目研究的文献编目。

2．田野调查

由于曲体源流史的研究涉及到传统曲体的乐体问题，而古代无保存声响资料的手段，所以要从当下活态戏曲、小曲——古代曲体的“活化石”来反窥、探究古代曲体流变的某些规律，如江苏扬州传统“清曲”，至今还保留有200多个曲牌；浙江温州应界坑村的“乱弹”八仙戏，所用曲牌90%为传统南北曲曲牌，清《九宫大成》中的一个曲牌和曲辞，居然还在一字不改地唱着，而唱者对唱词的内容根本不懂，所唱曲调旋律则与《九宫》曲谱大不相同，问之云祖上所传，历来就如是唱。这对研究古代曲体之“源流”走向和变异有极大的意义。本项目组目前已对江苏、浙江、山西等地（古代南北曲的发源和兴盛地）原生态的乡村活态戏曲、小曲作了部分录音、录像，对深入和富有新意的研究中国传统曲体源流史，具有重要价值。

（二）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1.学术会议

（1）项目开题报告会（2011年12月）；

（2）“中国诗词曲源流史专题研讨会”（2012年8月）。

2.学术交流

（1）项目组两名成员赴美国访学（1年），就本项目研究征询美国汉学家（宇文索安等）意见和建议；

（2）两名赴台湾访学，就本项目研究征询台湾汉学家（曾永义等）意见和建议；

（3）与国内诗词曲研究专家建立了的广泛联系。

三、代表性成果简介

立项一年半以来，本项目组共发表标有本项目号的论文计8篇、送审待刊论文4篇（见本表三?阶段性成果）。其学术意义是：

（一）《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

词体从应歌文学到文本文学、从“小道”中挣脱出来，在清代彻底成为文本文学而回归雅文学的历史必然趋势和实现的历史过程，深刻地体现了文人文化的历史本质。对晚清词坛自我经典化的研究，有助于对文人词史予以更深刻的理解。

（二）《论韩愈的七言绝句》

以韩诗绝句个案为切入点，阐述绝句体的艺术构造，以及唐代近体诗在流变中吸收散文语体的早期迹象，探究诗人个体实践在诗体源流史上的意义。对理解文人文学发展机制中作家个体行为的意义具有颇具启示。

（三）《论温庭筠的“乐府倚曲”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论题是以往学界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唐代诗人有意识创作传统“乐府”体赋歌并不普遍，温庭筠是晚唐最突出的词人，其“乐府倚曲”与晚唐五代文人作词风气兴起的内在关联、唐代以“曲”为诗题（如《欸乃曲》等）与唐声诗的关系、“乐府倚曲”与“曲子词”的差异等，都是有待研究的新问题。

（四）《诸宫调、元曲之所谓“宫调”疑议》

“宫调”的名义，是从古以来曲体研究中最为模糊不清（明?王骥德《曲律》：“宫调之说，盖渺茫矣。”）、但又不能回避的基础问题。本文从乐理上剖析诸宫调、元北曲标注“宫调”的全部情况，指出曲牌前标注的“宫调”，并不具有学界说之已久的“音乐意义”，而是联曲歌唱中换韵的标示。本文是对曲体学研究的一项突破性贡献，对深入研究曲体的构成及其伏涵的文化底蕴，具有重要意义。

（五）《关于词曲递变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是“中国诗词曲体源流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学术建议和全新的观点：其一，充分正视古无声响资料传世的现实，对“词曲递变”的研究需要正确把握音乐、文学关系之“度”，避免从音乐技术和音乐风格上作无稽之谈；其二，从上古礼乐文化派生的“采风”传统、古代文人一以贯之的“声歌传统观念”，是“词曲递变”的文化根源和行为依据；其三，两宋与金代，后世所谓“曲体”的萌芽在文人词中即窥端倪；其四，古代民间歌曲历来“辞无定体”，民间歌词体的不断生长，是文人歌词体建构的主源，而文人歌词体的最终完型——词之为“词”、曲之为“曲”，是在文人的“律诗”—“律词”—“律曲”的建构轨迹中完成的，“词曲递变”是雅、俗文化互动的历史产物；其五，元文人作品中的北曲之“体”有两大系列：小令为律曲体，散套与剧套为“辞无定体”之无律体。所以如此，是由“曲体”的场上传播和文本传播的二重生态和双重功能决定的。

（六）《黑水城出土 <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

本文通过系统性的外证、内证，周详而切实考定：其一，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刻本年代应为1157—1160年之间（金隆正元年至五年；南宋绍兴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其二，黑水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乃据辽代母本（刊刻本或手抄本）翻写，辽本产生的下限大约为1100年（辽寿昌六年，北宋元符三年）；其三，辽本与出土刻本均原生于辽、金地域，并非从北宋流入。上述考证的意义在于：一、据南宋末王灼《碧鸡漫志?序》，“诸宫调”为北宗京师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时间段约1068—1093），北宋京师勾栏是南北艺人和曲调的荟萃之地，从出土本产生地域与写期看，“诸宫调”在北宋勾栏创立后迅速扩散到辽地，说明“诸宫调”在辽金有广泛的接受基础。“诸宫调”说唱形式并非中国本土传统，其历史近源为唐代从西域传入的佛教讲唱，孔三传的创造在于采用“诸般‘宫调’”，从辽金本的作期和原生地看，“诸宫调”极可能是宋、辽民间曲艺相互沟通融汇的产物；二、宋、辽、金、蒙、西夏诸王朝并立时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诸宫调”在中华大地的创作传播，皆依托汉字与北方语系之汉语和汉语歌曲，作为“北曲之祖”的诸宫调之“体”，乃是说讲、念诵、歌唱等形式构成上的多元化与语言上一元化的复合建构。这些，以往学术界未予关注或尚未充分研究，是为“曲体源流史”今后应当展开的极有价值的研究命题，也是本文的学术延伸意义所在。

（七）《温州乱弹“八仙戏”曲体探究》、《“开口傩”唱词初探》

两篇论文都属于项目子课题“曲体源流史”的田野调查研究。通过对当下活态温州乱弹“八仙戏”曲体和“开口傩”唱词的调查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中国传统之“曲”，从古至今都在民间顽强地流传着；二、民间并无文人所谓的“南曲”、“北曲”概念，南北地域传唱的传统曲牌，都既有传统的“北曲”也有“南曲”，且有少数在明清《曲谱》中消失的宋元曲牌，居然在今活态戏曲中保留着；三、今民间传唱的传统之“曲”，同一个曲牌，曲谱和词式皆大有不同，且民间传人对曲牌和“宫调}，都没有“词式”概念和“音乐概念”；四、由于长期缺乏文人的参与和传播空间的局狭，“草根”层民间活态戏曲、清曲已丧失再生长的机制，曲乐歌词均“祖上所传”，已处濒危状态。这些调查研究，对反窥和思考古代的“曲体源流史”，具有极珍贵的参考价值和“文化考古学”的意义，是为本项目《曲体源流史》在研究路径和学理上的突破点和创新点之一。

（八）四篇待刊论文

1.《周<诗>文体生成探究》

本文突破以往文体研究的单一形式论框架，以“文体形态学”为根本，有机贯通“文体生态学”、“文体功能学”与“文体行为学”的研究，探索建构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文化文体学”研究框架和学理模式。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一、周“诗”名义的指向是仪式歌词；二、周《诗》文体是在仪式咏诵中生成的；三、周《诗》以四言连句为主干的语体形式，初源为上古巫祝仪式祝祷祈咒的非口语化；篇章结构之“复沓”则来源于民间谣歌，周《诗》文体的生成是雅俗文化交融的产物；四、周《诗》文体的语言性质为“雅言”，民间谣歌从方言转化为雅言，是周《诗》文体建构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周《诗》文体建构的行为主体是周代的文化之士；五、周《诗》的文本记录和书写，是周“诗”体最终得以成立的根本；六、周代“诗”之概念的产生，意味着中国最早“文体意识”的萌生，周代“诗”体的个人创作，为中国私人写作——文人文学——之“史”的发端。

2.《<诗经>编辑的史官意识与“风”、“雅”、“颂”编次的思想内涵》

最早提出《诗经》由史官所编录，是《毛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所述国史“明乎”云云中的“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指“诗言志”之“诗”，非指“诗”为国史所作。下文对“变风”、“变雅”与“风”、“雅”、“颂”编次的解释，都是承接“国史明乎”的进一步申说。因此，《毛诗》所持乃“国史编《诗》”观，对“孔子删《诗》”则未提。对此，以往研究者皆未深究，本文以周代有关史料为依据，说明周代史官编录《诗》符合周代“史”官的职责，春秋时代定型的《诗》之“风—雅—颂”编次，以“贵民”意识（“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为本根，以史官意向为立场（“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以阐发王政德行为指归（“美盛德之形容”），构成一个三维思想框架。此一研究，《诗》学界尚未有述，对理解《毛诗》的解诗立场、“美刺”说的底蕴、《诗》本意与引申义的转换基点、《诗》用于仪式咏诵的功能指向、乃至战国时代“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的含义等等，具有重要启示。

3．《清华简与<诗经>本<蟋蟀>篇比较研究》

本文从语言与旨趣两个角度，对清华战国简《耆夜》篇与《诗经》本《蟋蟀》予以深度比较与历史学考证，指出：一、简本《耆夜?蟋蟀》比《诗?唐风?蟋蟀》更为原始；二、至迟在春秋晚期，《蟋蟀》已入《诗》之定本，以《诗》本样式流行于中原各国；三、简本《蟋蟀》重诫勉教化，《诗》本《蟋蟀》重言志讽谏，微妙反映了诗之“正”、“变”的时代变迁；四、简本与《诗》本《蟋蟀》的比较，说明周代“诗”与《诗》的书写和编录皆为历时性过程，若干诗篇在语言、章句、旨意上都留有历时传播的印记，是为当前《诗经》研究尚未充分注意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4.《先秦文献中的“古歌”真伪及其文学史意义》

先秦文献所云“古歌”，意指先周时代（“三皇五帝”至商）各类歌辞。本文将先秦（及西汉）文献所载“古歌”及《周易》中有谣歌性质的“繇辞”，分为以下几类：（1）史前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祝祷之辞与咒语；（2）历史叙述语境中的“古歌”——包括无主名与有主名歌咏的仪式歌辞、即兴歌辞与民间谣歌；（3）先秦诸子与早期“小说”话语中的“古歌”—— 包括无主名与有主名歌咏的仪式歌辞、即兴歌辞与民间谣歌；（4）《周易》“繇辞”采录的民间谣歌。经多角度辨析，提出三个观点：一、“古歌”中史前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祝祷之辞与咒语，应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二、历史叙述语境中的“古歌”，为某种历史记忆的当下记录；三、先秦诸子与早期“小说”话语中的“古歌”，为书写者依托历史记忆的虚构；四、《周易》中的“繇辞”，有些为采自民间谣歌之辞，但不能简单地将“繇辞”直接视为谣歌。总的结论是：一、“古歌”显示了中国的远古时代即有歌咏活动，是中国“诗”体发生的最初源头；二、“古歌”有仪式咏诵和民间传唱两种方式、两种生态；三、“歌”成为一种集体意义的“文学形式”，是由仪式行为确立的；四、史前“古歌”的原生时代尚无文字，文献中“古歌”的语言形态，均非其“歌”的原生面貌，而是传录书写者当下时代的语言样式。依据“古歌”的文本形态解释中国早期“诗”体的演变路线（“二言体”→“四言体”），学理上不能成立，正确的命题应是探究“古歌”从口传到文本的转化机制与历史轨迹。

以上四篇，都是本项目第一卷《从“歌”到“诗”：中国早期诗歌源流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论题、学理和观点上多有创新。由于笔者希望文章在权威期刊和较著名的“CSSCI”期刊发表，而这些刊物稿件积压实在太多，刊发周期较长（如《周<诗>文体生成探究》投送《中国社会科学》已一年），所以还在挂号排班。但自信诸篇之论述，皆史之所有而人之未言。

以上阶段性成果，关涉本项目的各子课题，均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在学术上具有原创性。其中为《新华文摘》转摘1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篇。

阶段性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成果形式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发或出版时间	字数	转载、引用、获奖等情况
1	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	张宏生	论文	《文艺研究》 2012年第一期	14000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古代文学》2012年第5期
2	论韩愈的七言绝句	陶文鹏	论文	《文学遗产》 2012年第五期	12000
3	关于词曲递变的几个问题	李昌集	论文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年第6期	22000
4	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	王昊	论文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年第6期	10000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2013年第3期
5	论温庭筠的“乐府倚曲”及其文学史意义	王淑梅	论文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第11期	10000	《新华文摘》2013年第五期转摘
6	“开口傩”唱词初探	刘嘉伟	论文	《戏剧文学》 2012年第10期	8000
7	诸宫调、元曲之所谓“宫调”疑议	洛地	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38000
8	温州乱弹“八仙戏”曲体探究	章启明 李昌集	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第4期	10000
9	周《诗》文体生成 探究	李昌集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 （待刊）	25000
10	清华简与《诗经》本《蟋蟀》篇比较研究	张国安 李昌集	论文	《文学遗产》 （待刊）	16000
11	先秦文献中的“古歌”真伪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昌集	论文	待发表	15000
12	《诗经》编辑的史官意识与“风”、“雅”、“颂”编次的思想内涵	李昌集	论文	待发表	16000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