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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体制机制”一词频频出现，由此可见，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三中全会对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包含着很多新理念和新思路。
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体制机制的改革，迎难而上，做了顶层设计，从中体现出许多新理念、新思路。这里主要分析三个与社会学直接相关的社会体制机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首先，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我体会，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强调了相互联系的两个要点。
一个要点是：破除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建立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体制机制。按照全会的提法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此前提下，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另一个要点是：全会明确提出和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正如全会决定所言，“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以上两个要点事实上给我们勾划出新型城镇化包含的要素以及与旧式城镇化的主要区别。新型城镇化中的“新”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是一种建设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工农城乡双赢互利的城镇化，而不是把农民看作城镇化过程中的牺牲品、城市这样那样剥夺农村、从而使农民充满怨气的城镇化。为此就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第二个方面，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市民化，力求为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平等参与过程、共同分享成果，推动他们尽快进入现代职业体系，重视他们在“身份—权益—待遇”方面的诉求。从“以地为本”的旧式城镇化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是理念和思路的变化。
其次，关于社会事业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在中国通常包括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国外把这些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务都叫做公共服务。社会事业也叫社会民生事业，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里面的说法，民生事业包括就业、收入分配、住房、社会保障等等。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事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目的，确定了一些重点领域：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既涉及解决老百姓的“现实困境”，例如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又涉及解除他们的“未来焦虑”，例如，养老难、失去自理能力后的养老更难等。如果说，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医药卫生等体制机制的改革着重是解决“现实困境”的，那么，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制机制，则是着重解决“未来焦虑”的。让社会事业体制机制的改革顾及当前又考虑到将来，这也是理念和思路的变化。
第三，关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三中全会有很多新的提法，其中之一就是在总的提法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过去的社会管理，但是这不是说，管理这个词不能用了。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核心之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关于治理的定义都指出了这一点。至于社会管理（social management）一词，过去我们指出过，它在国际社科界并不通用，因为management主要指经济管理，而社会治理则是通用的。但是要注意，过去在中国用社会管理不是用错了。因为治理也有“管”的方面。过去讲社会管理也讲到管理主体的多元性，而且我们讲的是科学化的社会管理。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仍然使用了很多“管理”。例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等等。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它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正如三中全会指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三中全会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社会治理体制，把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也包括在内，这同样是理念和思路的重大变化。
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深远意义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一，它将极大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业、促进我国社会成员安居乐业的进程。这是因为，民生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矛盾多发和凸现最基本的根源；民生问题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交叉连接点；民生问题是对党执政能力考验和合法性基础的进一步培育。
第二，它将极大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既落实到我国宏观制度的方方面面，也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机会获得体制，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所谓社会正义不是别的，正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在现阶段和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只能做到公平的正义，还无法达到平等的正义。这种公平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的公平与百姓认可的公平。社会体制机制的改革将在极大推进制度公平的同时，也促进百姓认可公平的提升。
第三，它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使得避免以往我国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中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有了现实可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最高境界，是社会治理中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三中全会吹响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次飞跃。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上述新型社会主义事业还非常非常年轻，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真正成熟需要数代、十数代、数十代。在社会科学上，一代一般按30年计算。这样，十代就是300年，30代就是900年，而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目前才60多年，出现各种各样的初级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即使这样，这种新型社会主义，通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中国奇迹，特别是在西方金融危机中，显示出自己制度上的优越性。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事实根据。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制度自信，主要还是理论推导性的，那么现在越来越有了客观依据。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涉及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通过深化改革，在这些方面的兴利除弊、求治去乱，必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飞跃，而这次飞跃，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里程碑，而且是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重回新高潮的加速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