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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综合改革”（批准号06&ZD030）已于2011年12月结项。
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理论研究命题，更是具有现实紧迫意义的政策实践问题。本课题旨在研究在改革攻坚期、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的综合改革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系统性风险化解，从而完善各项经济调节系统的协调运行机制，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和“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一、从经济效率与增长转型角度透视综合配套体制改革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深入，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融资体制运行呈现出崭新的特征，从实践层面为重新认知配套体制改革的内涵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政府在经济改革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财税等综合配套体制间的耦合方式，以及开放的中国与外部经济环境的互动模式问题。课题组围绕包容性、具有分享意义新型增长模式转型等核心问题，微调了“着重探求改革内生性原因”的规范分析思路，转向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和现实深度研究范式，进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理论深度和政策导向性，以增加成果的应用价值。
所谓“综合配套”，在时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府所实施的改革战略内生于其所面临的现实约束，这种约束不仅来自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也受制于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机构部门、地方层级政府、各市场主体及其团体之间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过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深化体制的改革本身可能更多表现为总量基础上的“存量调整”，既然是存量调整就必然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由于改革可能会产生利益受损方，推进难度的加大必然更需要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
其次，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综合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借助“存量结构调整”来推进“增量扩大”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深化各项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化其造血功能和自生能力，使之演变为良性自我循环的政策支持系统。
再次，虽然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此过程中，也累积了相当程度的系统风险，这种总量系统风险的化解必须通过综合配套体制改革来化解。
最后，综合配套体制改革的核心理念也深刻地体现着公平和效率相权衡的、攸关经济改革事业成功与否的核心理念。因为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征程上，公平与效率理念上有效权衡将是阶段性的“永恒”话题。所谓效率，一方面是指，维持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在高效率状态运行，以较低的要素投入为代价，换取更多的经济成长成果；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依靠市场价格杠杆信号，并在市场失灵领域，运用政府特有的资源动员和配置优势。公平方面，则要求政府通过公允的税收和政府的转移支付等保障制度来实现经济成果的公平分享。所以各项制度和谐运行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前提，“综合配套”寥寥数字，却富含深刻的意味。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积极地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着眼点；其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四大渠道财税、金融、外贸与投资体制的改革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在这四大体系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则是核心，财税、外贸与投资体制的协调发展是关键。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主线的综合配套体制改革，将成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思考，本课题组建议新时期的综合改革应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应与时俱进，针对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切实将转变政府职能同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和投资体制等改革相结合，把政府调控和参与经济的体制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二是全面配套推进各项改革，使之能够协调高效地运行。这也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应有的新特点，要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必须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财税制度；同时，要深化投资、金融体制改革，立足于全球视野，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化解。
二、政府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思考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制度架构下，政府如何权衡作为“规则制定者”和“经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是事关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资源相对匮乏、所选定的特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非均衡的增长路径使得中国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体现出浓重的国家主导色彩。我们对政府主导模式的研究方面，重点强调了政府直接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对信贷等金融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格局发展的深刻影响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证实，不同层级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都较为显著，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能够较好地刺激经济成长，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对于固定资本形成也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仍与现行增长模式有不适应之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存在较为显著的预算缺口，及其支出体制存在激励失当问题。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理顺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的消费性偏好的支出结构，引导其将更多资源导向资本性支出，高效的引导民间固定资本形成，来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增长。
其次，政府所实施的政府主导型信贷资源配置体系和财税支撑体系，并不能够有效地缓解当前产业结构的错位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政府制定的产业扶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这种错位与失衡现象，换言之，在政府的强度调控和干预下，信贷资源、税收的优惠减免等优惠政策不是矫正产业结构失衡的良方。从宏观变量数据的关系看，政府支出增加了第一与第二产业、第一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而有助于消除第二与第三产业间的差距，因此应当矫正有偏的财税和产业政策，稳步支持农业的发展。后续的改革应当在大力推行信贷资源配置体系市场化运作的同时，适度向第一、三产业倾向相关资源，力保实现产业的顺利转型和各产业的和谐发展。这也同样印证一个简单的经验规则，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更应该突出强调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效能，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再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据表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有助民间资本提升产出效率；但在优质项目、信贷资金等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竞争效应”。政府投资不仅应当实现“经济增长效应”，起到启动民间投资的“汲水效应”，更应实现结构调整的优化效应，即协调全社会的重大投资比例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政府投资不应沿袭唯“增长导向”的体制，应当考虑如何构建与民间投资良性互动、领域互补的关系模式。
最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财税体制和财政政策效率问题。从其财税政策的演化轨迹来看，政策工具日益从单一向多元格局转化，无论调控的方式、手段和灵活性都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财税政策过度注重相机抉择，周期波动明显，加之对外围世界经济环境的依存度提高，使其调控效果平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应注重以调控促发展、推进各项改革相协调。对于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应站在系统论的角度跳出财政看财政，弄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税体制配套，并使之在统一的各项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框架之中，使各项体制贯通、协调运行。
三、中国金融与投融资体制动态变迁及其适应效率
对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的分析是解读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主线，既会涉及到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核心环节，也是保证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和金融稳定的关键举措。
对于金融体制的动态变迁问题，课题借助“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和制度耦合”假说加以解读。与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大战略相契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同样具有显著的渐进性质。总体判断，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在宏观经济层面（国家整体水平和宏观管理方面）是基本有效的，表现为渐进的适应性效率，有效地促进了总量经济成长。但在微观层面，即促进企业投融资和成长方面，金融体系的效率指数相对较低。我们将这种行为理解为，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多重均衡关系，即分别是“供给引导型”和“需求跟进型”两种关系作用模式同时存在，并可能在不同阶段相互转换。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进模式”，而非“供给推动”模式；换言之，经济发展在前，金融体系在追随和填补由经济发展创造出的服务需求。
从历史发展、耦合原理和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出发来评价金融体系的效率，转型期中国金融体系的“需求跟进式”发展模式是相对有效的，是一种稳定与效率的均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和新工业化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这种效率只是“适应性”效率而非“引导性效率”，今后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加快完成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重塑过程，在完善金融结构体系，拓展金融系统功能的同时，合理有序地推进市场化进程，构建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的良性互动模式。
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通常被界定为中国经济的典型模式，即高速增长的区域和行业投资率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因。然而，事实上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系统调动储蓄和配置信贷的效率。因此，从投融资体制的运行和关联机制着手来探析增长问题，将有助于明晰信贷支持宏微观投资的功效和内在渠道，理解中国金融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内涵。
课题从规模、结构和动态效率演进等不同维度探讨了中国现行投融资体制的运作机理，着重研究了信贷契约要素及其非市场化特征对投资的配置功能。在增长目标引致的投资扩张压力下，现行间接融资体系的非市场化配置机制内生地拉动了信贷扩张；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信贷干预的双重影响，使得信贷体系对投资的配置效率有所弱化。这也与课题前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跟进型”模式的判断相吻合，转型期中国的信贷金融体系对投资的流动性提供能力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投资快速增长被动拉动了信贷供给，而非相反。
结合目前现状来看，制约投资体制改革进展的根本障碍仍在于体制，在于资源、特别是信贷等金融资源没有实现合理、有序和高效的配置，表现为信贷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投资的跨区域配置受到约束。破除这种障碍的关键在于适时、适度的培育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机制。所以，应加快信贷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改善信贷资源的区域与行业分配效率，促进信贷和行业投资走上良性互动的道路。
四、解读中国外部经济体制失衡的两种视角
结合“两高一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课题组成员具体探讨了投资高增长和外贸持续顺差的自发性和政府主导因素，从外部贸易失衡和金融资产调整两种视角进行了解释。
首先是传统的贸易失衡渠道。涉及到几个问题，汇率是否成为造成失衡的主因？何种因素在主导着中国外部失衡的格局？这种失衡格局是否可以持续等等。具体地，中国经济目前表现出以持续的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外部失衡，其中以贸易部门的盈余为主体，表现为所谓的“内外失衡”现象。不过，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和经济增长的模式所内生决定的，既是中国政府出于宏观经济稳定、安全，而采取经济赶超战略的被动后果，也是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后，施加于中国的外部约束，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从此意义来讲，失衡具有持续性。
国外的学者往往将失衡归结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从较深的层面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波动仅仅是一种货币扰动现象，影响贸易失衡的程度有限，其他宏观名义冲击和货币冲击对贸易波动影响更为显著，尤其是供给方面的原因。简言之，所谓的汇率错位只是失衡的次要原因。所以，人民币汇率调整并没有必要硬钉住国外学者测算的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应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可承受程度。
其次，从金融调整渠道来看外部失衡问题。借助研究外部失衡的最新视角“金融调整渠道”，亦即“估值效应”的理论，可以看出中国的外部失衡有着必然性。一方面，中美贸易失衡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和阶段的互补性，有其内在经济结构的原因。另一方面，更应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金融资产分布格局及其动态调整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的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难以忽视汇率和资产价格长期性和趋势性变动所引发的损益。比如，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压力本身即反映了这种经济结构的要求。从全球资产的供需结构来看，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有更大意愿和能力对这些抵押资产进行调整和再配置。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过程带来了复杂的财富分配效应。
针对中国汇率水平以及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资产的争议，都提醒决策层面应当充分考虑“估值效应”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这会使得估值效应在中国资产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体系的运作中日益占据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资源相对匾乏的发展经济体，却持续地向外输出资本，出现了资本流转和配置的低效率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产负债表风险在急剧增加。巨额的以外币表示的内部资产和以本币表示的外部负债，在本币升值的情形下和资产价格变化的金融调整过程中，存在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对外负债收益率，持续失衡的结构和刚性的制度结构严重影响着外部失衡的自我修正。
概言之，随着人民币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在全球失衡和中国自身外部资产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必然同时面临“硬金融资产需求”和“估值效应”两种作用机制，为应对来自金融一体化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五、系统风险疏导与综合配套体制改革
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各项制度具有一定的适应效率。然而，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项矛盾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在快速积聚。回顾既往的金融改革历程，可以发现经济转型渐进模式的平稳推进，得益于新增改革的成本能够很快地向财政支付和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向金融系统转移，从而起到转嫁经济领域中的风险，维持经济平稳的运行的效果。然而这种处置风险的方式，能否得以持续？在审视各项举措之后，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日益显性化的系统性风险，只能通过深化各项体制的系统性变革中得到解决。
首先，课题研究了银行系统的风险扩散机制，根据风险传递机制和过程，将其界定为被动式传染、银行间实际业务传染和溢出效应等不同模式，并根据不同风险类型提供不同的风险治理对策，在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监管举措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实时监测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资产价格风险，将宏观审慎监管的最新思路纳入财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范畴之内。比如，仅控制房贷发放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负面效果明显；采用强制型限购措施也具有损失市场效率的缺点，应综合利用货币、财税、土地政策、引导消费预期等手段，实现各种调控方式之间的有效协作。
再次，积极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积聚，预防其成为引爆危机的源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盛行源于中国特有的政经体制，也体现着中国各级政府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烙印。从运行方式上看，地方融资平台的设立受制于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的利益格局，政府的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使其拥有巨大的潜在风险。课题组从重新界定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市场，以及按照一定标准对现存债务标准进行分类管理和担保等具体操措施的角度，提出化解地方融资平台的系统性对策安排；而化解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深化各项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
六、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及其社会影响
学术研究方面。课题首席专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Frontiers of Economics》等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他成员也分别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高质量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比如子课题负责人范小云和刘澜飚在《红旗文稿》和《金融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和估值效应的文章引起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此外，还形成四十余万字的报告1部，系统阐述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的核心理念、战略布局、实施策略与执行环节的关键问题。
服务社会方面。围绕课题研究，以首席专家为核心的研究小组撰写的系列咨询报告分别上报国务院、全国人大、人民银行、财政部、外交部和天津市政府等机构，并得到了温家宝总理、蒋正华原副委员长和其他高层领导批示；有关“大型跨境项目融资和项目管理比较研究”提交2010年召开的东北亚经济论坛，并做主题演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项目名称： 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综合改革
项目批准号：06&ZD030
最终成果名称：论文（集）
研究报告（未出版）
首席专家： 马君潞
课题组主要成员：佟家栋 巴曙松 范小云 刘澜飚 马蔡琛 李泽广 王博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