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成果简介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批准号08&ZD054）已于2011年12月结项。

本课题“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08ZD054）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在国家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8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两篇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2）两篇“成果要报稿”被全国社科规划办录用；（3）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内部报告6篇，分别得到中央外事办公室和外交部的感谢函；（4）专著基本完成，正准备出版。现申请免于鉴定，主要就内部报告向全国哲社规划办进行汇报。

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加速转型，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日益严峻。国际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集中爆发、恐怖主义继续蔓延、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仍在继续、传统安全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其他新生全球性问题也不断发展。形势发展已经迫切需要中国能够为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机制、规范和规则的重建等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应当做出更大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本项目以国际体系当前面临的重大转型及相关国际机制、规范和规则的迫切重建需要作为切入点，讨论中国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如何发挥建设性甚至引领性作用，尤其是在有关全球性问题解决的机制、规范和规则的创制方面的作用。这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正在迅速崛起。这一崛起过程与国际体系的转型和规范的重建过程是重叠的。这是一个互动过程，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对于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建、尤其是有关全球性问题解决的机制、规范、规则乃至价值观的重建中发挥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作用的研究仍相对不足，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研究也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作为负责任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最佳机会，借此机会中国可为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转化为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建过程中提升的影响力和决策力。

本项目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对国际体系及全球性问题的话语垄断，向国际社会提供富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公共产品，从而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建设和谐世界服务。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对策建议

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研究和认清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当前新兴力量的快速上升，造成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或大国群体的相对衰弱。世界格局中各大战略力量的基本走势及其力量对比的重大转变，必将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嬗变。目前，这种重大力量对比的变化尚处于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拐点，但已经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加速发展，并展现新的特点：首先，国际力量重组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其次，这一体系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作为上述革命性变革的象征，它们的权重、重要性和作用凸现出来，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会持续缩小，双方关系提升到全球层面，日趋具有平等性和合作性，兼具战略上的挑战性。第三，由于世界经济力量和财富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东移，区域综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第四，与历史上不同，这次国际体系变革不再是大国的专利，中小国家和地区组织在体系变革中积极发挥独特作用。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主要还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但是，软实力的对比和分布日趋重要，成为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演进的重要驱动力。

在新兴大国崛起推动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的进程中，国际力量的重组愈加明显。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一“四势群体”的形成。“得势群体”主要是指新兴大国以及富有进取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守势群体”既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行为体，也有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失势群体”是指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独联体等国家和国家组织；“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处境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的地区性组织，它们在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四势群体”的形成是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国际体系重组的结果，反映了新兴大国群体加快崛起的客观现实。“四势群体”正在从各自和共同的立场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内涵，赋予了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建构国际体系的历史使命。

国际力量的重组促使大国关系发展新变化，产生新特点。当前和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将延续危机时期以合作为主、竞争为次的总态势，但出现了“三个转移”：大国关系从危机时期强调国际合作向服从国内问题转移；大国关系的主要议程从危机时期西方暂处下风的金融安全向西方更为强势的议题（如核不扩散、核安全、气候变化和北极航道等）转移；大国关系从危机时期权宜应变向强化各自战略依托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大国虽然认识到改革国际体系和建立相互关系机制的重要性，但尚难形成共识和做出决断。有关大国决策者从现实政治考虑，倾向于议题驱动型和目标导向型的权宜结合而不是全面的机制性合作。大国关系从危机时期在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协商疲劳期。

当前，全球性问题呈现出诸如日益泛化、政治化、尖锐化、复杂化和聚焦化等新特点，日益对我形成严峻的挑战。以气候变化为例，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气候变化谈判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程度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谈判阵营的立场差异和分歧逐渐扩大；变化之二是发达国家阵营在气候变化中长期减排方面立场的固有差异仍未解决，对国际合作模式的认识差异增多。变化之三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受到质疑和挑战，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合作机制模式在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大国之间不断发展。变化之四是参与谈判的各国力量和影响力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发达国家影响力有所削弱。变化之五是欧美力图将双轨谈判合并为一轨谈判的意图日益明显，采取将矛头对准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抓大放小”政策思路日益清晰，从而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在权力转移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之下，各国通过全球治理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愿望愈加迫切，特别是安全与民生领域的全球治理已日益突出。新兴大国的参与改变了全球治理的传统面貌，但仍需扩大参与空间。安全治理已不再是传统政府间的谈判问题，已经成为综合包容的大多边体系。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对全球治理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包括在建章立制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更加密切，国际移民、国际劳工等问题的全球治理与保障人权相联系。

对策建议：

1、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因此要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议题引领大国的良性互动。中国在议题设置中要坚持以我为主，尽可能地突出其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功能。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体系和非传统安全机制建设中，加强同欧洲、日本、新兴大国、中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商，相对降低美国的议程设置权和议题主导权。中国和其他大国共同围绕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各类和各个大国的工作。重视欧盟在当今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要防止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变种卷土重来，在印度要多做媒体和精英的工作。

2、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以推动实现“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是中国强国之路的战略新依托。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将新兴大国群体作为自身发展的战略依托，从而争取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加强新兴大国的机制性合作，在国际体系改革中照顾其他新兴大国的权益，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应该“求大同”，而不是“辨小异”。

3、借助G20改善中国的总体外部环境。一是从体系转型的高度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利益。二是着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改革，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化解压力。三是借助外部动力“倒逼”国内的“转方式”和“调结构”，为我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建议中央及有关部门统筹制订我G20战略，明确目标，增进共识，乘势而上，分步推进，为中国最终成为全球强国创造条件。

4、高度重视全球治理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发挥中国的作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应当适应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更加有为地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增强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提升我在国际社会中的正面形象。在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治理之外，增加力度参与民主、安全（传统与非传统）等方面的全球治理，适应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新发展。中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聚焦在经济治理和非传统安全等重点领域；应多管齐下，防止成为全球性问题的矛盾焦点；应将本国利益和人类利益结合起来，提高主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综合能力；应努力构建多元多层的全球治理模式，健全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我国际形象和话语权。

5、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加强安全治理。应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个人主义的蔓延、生活商品化、网络等新媒体对舆论日益加重的影响、民意诉求多元分散化、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全球性社会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把国内的事做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对许多国家都会产生示范效应，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也是一大贡献。在国际方面，中国要充实和细化“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提升理论高度，改善传播手段，加强政策配套，使之成为国际认同的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同时更要强调全球努力，从根子上防止极端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产生和蔓延。未来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各项国际管理机制中，使全球化发展进程更加有序，利益分配更趋均衡。

6、加强我智库的参与，提升我在全球治理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全球治理的新发展既需要提高我们思想上的认识，也需要新思想的引领。应加强中国智库同参与全球治理程度较深的国外智库之间的机制性联系。选派中国著名智库的资深专家学者，参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影响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管理，乃至担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务。

三、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课题组提交的内部报告为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函指出：“上述研究成果紧紧围绕我对外工作中的重大和突出问题，在全面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如何顺应世界格局变动、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创造性和针对性，为相关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发挥了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作用”。外交部也发来感谢函，肯定本课题组的内部报告“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新颖，思想前瞻，为我外交工作提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课题组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课题负责人杨洁勉发表的论文《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力量分化组合的新态势，并把它归结为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四势群体”，这种提法在学术上属于首创。课题组成员俞正樑教授发表的论文《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7期全文转载，对于提高社会各界对当前国际体系变革基本特征的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