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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吕政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批准号06&ZD002）已于2012年4月结项。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目标有两项：一是揭示我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阐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要求、主要任务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二是揭示我国工业结构的现状，认清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结构性矛盾形成的原因，提出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和任务，为国家制订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具体的政策措施。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在发生变化；贸易保护和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出口的快速增长受到限制。为了应对工业化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盲目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并没有改变。这其中既有理论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实践中政策、制度上的偏差，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主要观点与对策建议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为总报告以及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新型工业化的任务，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投资、消费与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业对外开放等五篇计19章。
（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新型工业化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只占10%，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这种特点是由我国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的国情所决定的。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生产大国。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在国民经济构成中，201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已接近90%，城镇人口接近5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00美元，但是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运用工业发展阶段理论并采用多种指标，我们判断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但是存在和标准模式不一致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偏高，产值结构中第二产业偏高、第三产业显著偏低，同时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这些特点也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矛盾的突出表现。其原因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就业压力大，人均矿产资源和能源少，工业化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技术能力有待提高；在需求方面主要是消费、投资、出口结构不合理，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粗放型投资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易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针对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其存在的突出矛盾，中国的工业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具有科技不断进步、结构不断优化、效益不断改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资源环境消耗强度不断降低、发展成果全民分享、工业化与信息化日益融合发展等重要特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需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变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现状，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改变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滞后的状况，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展。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
目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非常突出。在资源方面，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程来看，以钢铁为代表的矿产资源总产量、人均钢产量以及单位GDP钢产量均呈现倒“U”型规律，人均钢产量与人均GDP也呈现倒U型关系，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均钢消费量曲线与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具有一致性变化，两者的“倒U”型具有同向性、同期性。资源利用受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及其传播、资源产权结构、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及其开放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低、资源供给能力不足、矿产资源体制不健全以及对外合作挑战加大等矿产资源利用问题。为缓解不断扩大的矿产资源供求矛盾，需要在以下方面开展政策引导：立足国内，提高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市场，调整矿产品结构；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合理的价格税收机制；正确引导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能源方面，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200年以来的工业化历史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人均能源消费与人均GDP之间呈“S”形变化，能源消费强度“倒U”型变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能源消费处于较快增长阶段。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看，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呈U形分布，仍维持以煤为主的结构，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份额上升趋势明显；从部门能源消费看，工业能源消费为主的部门消费结构进一步强化，生活消费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比重下降较快。从生活能源消费看，生活用能量保持增长态势，但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重持续下降，用能结构不断优化。但是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制造加工基地”的发展特征使我国在较长时期面临能源消费高增长的压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战略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缓解工业化进程中能源约束是我国的必然选择。主要应从供给、需求和体制与政策环境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调动相关参与方“增收节支”积极性，实现用更少的能源实现经济增长，缓解能源约束的目标。
在环境约束方面，工业活动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有限的环境容量及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压力与工业发展动力强劲的矛盾，产业布局和结构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尽管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加大的趋势，但并非不可克服的，新型工业化是破解中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环境承载力约束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措施主要通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管理体系，合理配置工业布局、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加大力度解决关系民生的环境问题，从而实现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目标。
（三）投资、消费与新型工业化
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和工业化深入推进的基础。我国传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以价格剪刀差、廉价劳动力、征地等农业转移方式实现的。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积累由政府主导模式转向市场主导模式，资金来源由主要依靠农业转移的传统方式转向政府投资、社会投资、利用外资等多元积累方式。转轨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积累政策，应着力于构建多元投融资体系，，吸引多方面资金，规范政府融资平台防止政府过度负债，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
投资与消费的合理性问题，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的、重大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一条平缓的倒“U”型曲线；消费率的变化过程刚好与投资率变化过程相反，呈现出“U”型曲线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呈现投资率波动上升、消费率波动下降的趋势。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投资率水平过高而消费率水平过低，由此造成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扩大内需既可以优化我国的投资消费比例，也能推动我国经济以内生方式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扩大国内需求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就业和居民收入水平，这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二是把消除贫富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手段；三是扩大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释放居民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呈现大幅波动特征，然而1996年以来，中国工业投资的效率持续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来，工业投资效率急剧恶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也一直存在，困扰中国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的研究表明，体制扭曲下地区对于投资的补贴性竞争，是近年来导致产能过剩与投资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因而，应当通过推进改革为市场机制调节产能过剩、提高投资效率创造更好的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引导投资方面的高效率性。政策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官员考核晋升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并明晰土地产权，完善环境保护体制，改革生产要素、资源及资源产品价格体制，改进有关统计工作，定期发布信息提示行业投资风险。
（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目前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与发达国家比较的基础上，但是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同一细分产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容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历史阶段还是与我国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太高、第三产业比重也不算太低。目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各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重化工业粗放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压力增强；制造业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以原始设备制造(OEM)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过度依赖出口并且出口拉动力减弱；资本深化与劳动力数量巨大之间的矛盾等。“十二五”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应放在解决影响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
传统产业是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传统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规模的扩大和产能的扩充，形成与高新技术不同的发展轨迹，出现市场化程度低、投融资结构不合理、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同时也要考虑我国发展阶段的自身特点，针对不同类别传统产业发展的要求，通过不同的路径使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有效互动：加工型上游产业实施间接拉动改造；资源性上游产业实施选择性退出；技术型下游产业实施转型改造；技能型下游产业实施高新技术的直接渗透。在政策思路上，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重点改造对象，通过产品战略、管理改造和技术革新分别实现市场、效率和能力的突破。
装备工业的发展与工业结构升级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包括：生产多品种、小批量，甚至按单定制，技术高度集成、产业关联性强，行业共性技术的发展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这些产业经济特征决定了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发展必须超越装备制造企业、甚至产业的边界之外。装备制造业应采取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装备工业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产业创新的基础之上，基于产业链“价值共同创造”的思路，全方位培育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从被动的需求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使产业创新对获取市场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被动地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到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高技术产业最能代表一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也是最有潜力、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领域。高技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优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促成制造业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不断增强，并已成为发达地区的支柱和主导产业。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无论是技术水平、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以及竞争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发展、企业制度、投融资制度以及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发展都具有影响。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要构建以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的高技术创新体系，加强高技术产业园区自主创新建设，大力引进和培养高技术人才，完善高技术产业发展投融资体系，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建立以制度创新、环境建设、政策导向为支撑、提升高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和资源聚集与整合能力为任务、“产、学、研、政、金、介”协调互动的创新服务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存在的本末倒置、机会主义、形式化、指标化等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错误认识，我们提出中国自主创新的两层含义，一是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在继续推进装备引进和吸收的同时，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方式由体现为装备改善的物化技术进步向知识化技术进步的转变；二是除了增强产品开发能力外，中国的产业基础和要素条件决定了必须同时重视工作技能和工艺技术的提升，中国的技术赶超应该而且只能是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的全面追赶和超越，片面的自主创新道路是错误的、危险的。未来加快我国自主创新有三项战略任务，一是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通用技术研发，二是促进市场化的、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技术市场的培育发展，三是在保持学术激励和商业激励最优平衡的基础上提升公共科研机构对工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组织优化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开放条件下，随着国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以及产业的国际转移，产业组织必然要以全球价值链作为载体。从根本上来说，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企业需要不断超越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俘获型治理关系，进而实现产业组织的不断优化。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通过技术提升改变价值链中与国际大买家的分工关系是产业组织优化的主要途径，其目的是超越俘获型价值链；资源依赖型产业则需要加强与相关科研机构构建研发联盟、与加工设备生产企业开展合作；复杂产品产业则要加强与配套企业的合作与联系，此外，零部件生产企业的专业化和集中度的提高以及集群内多条价值链的并存，可能是其产业组织优化的未来方向。
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支持工业化向着更高级的层次演变；信息技术的高速发达可以支撑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进而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包括：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引导发展两化融合衍生产业、抢占新兴产业先机和制高点。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型和差异化的特征，当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服务业融入工业以后，能够改变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率。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相关性趋于增强，但相互依存度明显不对称，工业增长的自循环特征明显，服务业对工业的依赖性较大。原因主要有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工业生产方式落后、外资与本地经济关联性弱、城市化支撑能力有限、缺乏区域分工与协调以及政策歧视等。促进中国服务业与工业协同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积极引入和强化市场竞争，推进服务业自主创新，构建服务业与工业发展互动机制，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强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协调以形成差异化的区域分工格局。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业对外开放
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给我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加快了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工业部门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也是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部门。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顺应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潮流，中国积极改革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不断探索要素利用的新方式，主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而带动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工业运行的外部风险。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及其溢出效应具有特定的局限性，对外部技术和资本的倚赖也使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面临一定的路径限制。
在中国经济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全球化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渐显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模式进入深度调整，中国对外开放和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必将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实现。这既是中国工业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全球化的理性选择。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应深入思考开放条件下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树立旨在协调内需与外需、维护公平竞争、促进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对外开放新模式，拓宽对外开放领域，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从而满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开放政策需求，建立完善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工业发展体系。
三、成果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本课题围绕新型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规律，如资源和能源的消费变化规律、产业结构转变规律、投资与消费比例变化规律以及工业的不同产业领域的发展特征，这些都是本课题的学术价值所在。
本课题从理论出发，紧紧围绕我国工业发展实践，明确了结构调整的方向和任务，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能够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制定工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社会影响
本课题除形成《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书稿外，有数量众多的阶段性成果在核心期刊、《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参上发表了一些政策建议供中央有关领导及决策部门参考，其中一些政策建议被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本课题的一些阶段性成果被吸收进课题支撑单位所承担的国家发改委“十二五”前期课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研究》以及工业与信息化部“十二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十二五”促进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对策研究》。课题组成员还通过参与研讨会、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等形式将课题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课题的一些观点和政策已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所采纳。
（课题组供稿）
